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研究虞舜的文章数以百计，但依据的文献资料却并不丰富。这里，仅将记载舜事迹的主要文献资料检视一番，看看这些文献勾勒出的大舜其人究竟是怎样的形象？
一
如果将所有提到舜的名字的文献加以检索，数量将会十分惊人。但是，如果想从中挑出具有实际意义的资料，数量又少得可怜。因为大量提到舜的名字的文献，都不是记载舜的事迹，而仅仅是将其作为圣帝名王的代表而已。真正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不过是先秦的经书和子书，再加一部《史记》，其他文献资料记载的舜的事迹，基本上都是从上述文献中抄袭而来，很难说有多少史料价值。
我认为记载舜事迹的资料首推《尚书》中的《虞书》和《夏书》。尽管对古文《尚书》真伪的争论至今聚讼纷纭，我认为它与今文《尚书》具有同等价值。
在《尚书·虞书·尧典》中，舜首次出现，是被众人推荐给尧作为帝位继承人的人选。推荐的理由是“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意思是，父亲顽固，后母愚蠢不讲理，弟弟象又十分傲慢。但他却能以孝行使家庭和睦，使他们不至于做出奸恶的事情。尧于是决定考验他，将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治理家室的法度。结果令尧非常满意。在《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舜与尧和谐相处，他品格高尚，“睿哲文明，温恭允塞”，尧就让他试任各种职务：掌管教化，他能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之教，使人人乐于遵行；承担各项职务，他能如期使工作走向正轨；管理四门，迎送宾客，四门都和和气气；去深山丛林，遇上狂风暴雨，他也不迷失方向。尧对他非常满意，决定将帝位交给他，他谦虚不受。直到第四年，他才摄行政事，检查天文仪器，祭告天地四时、名山大川、各路神祗。然后，东南西北四处巡视，封禅泰山，修正历法，统一音律和度量衡，修订吉凶军宾嘉五礼，划一弓矢、殳、矛、戈、戟五种兵器的规格，规定帝五年内巡守一次，各邦君来朝四次。又划分天下为12州，制定各种法律制度，惩办“四凶”：流放共工到幽州，驩兜到崇山，驱逐三苗到三危，拘囚鲧于羽山。28年后，尧死去，舜正式即天子位。他广泛征求四岳意见，大开四门，招纳贤哲，了解下情，倾听四方呼声。他与十二牧商讨农业和重用贤德之人以及怀柔四夷等问题，使四夷相率归服；他经与四岳研究，任命禹做司空，平治水土；任命弃为后稷，管理农业；任命契为司徒，掌管礼乐教化；任命皋陶为士官，掌管法律刑罚；任命垂做共工，管理百工事务；任命伯益为虞官，管理山林湖沼；任命伯夷为秩宗，主持天地人三种礼仪；任命夔做典乐，教习歌乐；任命龙做纳言官，下传上达，收集各方面意见。最后，他要求手下22个大臣，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佐天立功。舜对这些大臣全面考绩，贤明者晋升，昏庸者罢斥，因而政治清明，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经过分化瓦解，彻底粉碎三苗的反抗，天下太平。舜30岁被尧征用，居帝位30年，被征用50年的时候，在巡守南方时死去。在《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舜赞扬禹和皋陶协助他治理天下的功绩，决定将帝位禅让给禹。在历数禹的优秀品格后，他讲了被宋代大儒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称为“十六字心传”的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是危险难安的，道心却微妙难明。惟有精心体察，专心守住，才能坚持一条不偏不倚的正确路线。接着，舜又讲了几句传世的名言：“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意思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语不要听，没有征询群众意见的主意不要用。可爱的不是君而是民，可畏的不是民而是君失其道。民众没有大君他们又爱戴谁呢？大君没有民众就无人跟他守邦了。······如果四海百姓都穷困不堪，那你做大君的天禄也就永远终结了。当禹谦让不接受帝位，要求以占卜解决帝位继承人问题时，舜说：“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意思是，我们占卜公事，是先由于心有疑难掩蔽，然后才去问大龟的。现在我的意志早已先定了，经征询众人意见也一致赞同，相信鬼神必定依从，龟筮也必定是吉了。占卜是不会重复出现吉兆的，用不着再卜了。最后，舜要求禹去征伐还没有臣服的三苗，战事进行30天，苗民仍然负隅顽抗。这时，伯益以舜的德行劝禹说，只有道德的力量才能感动天地，再远的地方也能达到。满招损，谦受益，常常就是天道。帝舜早年受父母虐待，一个人在历山耕田，苦不堪言。但他日日号哭涕泣，仍然呼喊苍天，呼喊父母，总是诚心自责，把罪过全部承担，从不怨天怨父母。有事去见瞽叟的时候，总是端端正正，战战兢兢。在这种时候，连顽固的瞽叟也真能通情达理了。常言至诚感神，何况有苗？禹被说服，“班师振旅”，舜也接受伯益和禹建议，“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70天后，有苗就自动前来归附了。在《尚书·虞书·益稷》中，舜与禹对话，认为臣是自己的“股肱耳目”，应该帮助自己改正过失。同时对进谗言者予以惩罚，还要采诗纳谏，接受臣民的一切合理建议。在与夔议论音乐的作用时，舜兴奋地作了一首歌词：“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睉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意思是，股肱欢喜，元首奋起， 百工有成绩！元首英明，股肱贤良，诸事得安康！元首委琐，股肱怠惰，万事都废堕！
应该说，《尚书》以上篇章对舜事迹的记载，可以看作舜的最早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可靠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所展现出来的舜是中国古代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时期的一位伟大人物。一，他来自民间一个不幸的家庭，“父顽母嚚象傲”，但他以自己的孝心和智慧感化了父母和兄弟，从而使这个家庭变成了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庭。他也由此名闻遐迩，得以被众人推荐给尧作为帝位继承人。二，被尧选为帝位继承人以后，他以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通过了试用期的考验，进一步得到了尧和其他权势人物的肯定，从而顺利地以禅让方式取得帝位，成为继尧之后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三，在居帝位即部落联盟首领的30年中，他选贤任能，建立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推进了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化的步伐，对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他在思想文化上有着划时代的创造，对君民关系、君臣关系，民族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理念。对卜筮的理解透出强烈的唯物论倾向。他的思想对后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五，他品格高尚，以磁石般的人格魅力将当时的精英人才吸引在自己周围，从而成就了空前辉煌的事业。六，他多才多艺，在诗歌创作方面留下了《南风之歌》，在音乐创作方面留下了让孔老夫子如醉如痴的《韶乐》。后来出现在其他文献中的有关舜的事迹的记载，或者延袭这些资料，或者议论这些资料，或者从这些资料衍生出一些新的资料。就史料价值而言，后来的资料是无法与《虞书》和《夏书》相比的。
二
在《尚书》以后的文献中，舜的名字屡屡出现。如《易传·系辞下》将舜与黄帝和尧并提，说明他们是笃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圣人。《礼记·中庸》赞扬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借孔子之口，赞扬舜为“大知(智)”之人，说他“好问而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祭义》说他“贵德而尚齿”。《礼记·表记》又说“虞夏之道，寡怨于民”。《礼记·祭法》认定“有虞氏褅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礼记·内则》认定养老“有虞氏以燕礼”。《礼记·乐记》认定“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王制》认定“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述孔子回答宰我问舜时的话，是孔子依据《尚书》的资料对舜事迹的简要概括：
乔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闻于四方，陶渔事亲。宽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尧归职，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载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舜举“八恺”、“八元”的事迹：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战国策·秦策》讲时势与成功的关系，举尧、舜、汤、武为例：“舜虽贤，不遇尧也，不得为天子；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故以舜、汤、武之贤，不遭时不得帝王。”
在先秦和汉魏诸子中，一方面舜作为圣人倍受颂扬，另一方面，舜变成了一个符号，经过任意改铸，为他们的思想提供理论或事实的支撑。在《论语》中，孔子对舜赞誉有加。他认为《韶》尽美又尽善，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赞扬“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举皋陶，不仁者远”（《颜渊》），更赞扬舜的“无为而治”，认为他“恭己正南面”就天下太平了。总之，孔子将舜定位为践履仁德政治的圣人。在《墨子》一书中，往往将尧、舜、禹、汤、文、武并提，把他们打扮成墨子“尚同”、“尚贤”等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说：“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又说：“故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从尚贤的理念出发，圣王对治国人才的选拔就不能看其是否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或“面目美好者”，而是看其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贤者：“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频，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尚贤》）墨子提倡“节葬”，于是尧、舜、禹都成为节葬的典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节葬》）《管子》一书，讲求法度，认为上下尊卑不可废：“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君。”兵亦不可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管子·法法》）《管子》主张虚心听取臣民百姓的呼声，赞扬舜设“告善之旌”。他希望君主做不利己而利人的事，认为舜是光辉典型：“凡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管子·版法解》）《庄子》一书中有大量的寓言故事，其中舜的形象，有时是作为道家的对立面出现，有时又作为深昧道家理念的人物出现，与历史上真实的舜是有很大距离的。例如，《内篇·齐物论》中尧与舜有这样一段对话：
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何故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此处的舜显然是一个道德感化主义者。《内篇·应帝王》有蒲衣子这样一段话：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犹藏仁义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这里，庄子借蒲衣子之口，让舜与他杜撰的泰氏相比，说明舜是一个还没有摆脱外物牵累的俗人。《外篇·骈拇》对舜提倡仁义大肆诋毁：“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外篇·天地》：
季彻曰：“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 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岂兄尧、舜之教民，溟幸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这里庄子肯定了大圣的“自然之德”，否定了尧舜的教化之德。《外篇·天道》：夫虚静、恬谈、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乡，舜之为臣也。昔者舜问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 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
在这里，尧与舜似乎又都成了顺应天地自然的大彻大悟的道家圣人了。《杂篇·让王》记载舜让天下的故事：
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 而不易以生，此有道者之异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捲捲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负妻戴，携子入于海，终身不反也。
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冷之渊。
在这个寓言故事中，舜又以道家对立面的形象出现，还在世俗的牵累中，远不如让天下而不受的子州支伯、善卷和石户之农潇洒自在。
比较而言，在先秦诸子中，《孟子》一书是记载舜的事迹和思想最多的一部典籍。他明确指出舜的里籍和归宿：“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离娄下》）除了《尚书》记载的那些舜的事迹外，《孟子》对尧禅让帝位于舜作了新的解释：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何如？”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诉讼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官，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万章上》）
这里孟子的解释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舜从尧那里取得天下的原因归结为得到天的认可和百姓的拥护，而归根结底是百姓的拥护。其中显示的是孟子思想中最可宝贵的民本主义。同时，孟子又将尧禅位于舜说成“尊贤”：“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万章上》）《孟子》书中，大量的内容是表彰舜的超越常人的德行和品格。如“乐取于人以为善”的不倦的好学精神：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公孙丑上》）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尽心上》）
赞扬舜的仁义之行：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4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上》）
赞扬舜的“大孝”品格：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离娄上》）
赞扬舜的爱亲爱贤：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扁爱人，急亲贤也。”（《离娄上》）
荀子是孟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之一，又是援法入儒的代表人物，所以在荀子笔下的舜就是既重仁义又重兵、法的圣王：
案然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名声剸天下之美矣。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于是矣。（《王制》）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兵者，为争夺也。”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善，远者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议兵》）
对于《尚书》记载的尧舜“禅让”之事，荀子给予新的解释：“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慧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接着，他又驳斥了“死而擅之”和“老而擅之”的说法。最后，他的结论是：“‘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正论》）荀子是一个“性恶论”者，为了给自己的理论增加说服力，他把舜也打扮成“性恶论”者：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笔下，舜又成为一个主张法制的人物：“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之为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借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或问儒者：“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之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
（矛与盾的故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一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难一》）
在《难势》中，他认为贤、德不足恃，只有“势”可靠：“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在《说疑》中，他比其老师荀子更进一步，不仅不承认“尧舜禅让”，而且认定是“篡弑”：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名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
再进一步，韩非全盘否定了舜的忠于尧、孝于父的优秀品格，将其说成其恶无比的坏人：
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忠孝》）
显然，韩非为了论证自己的那一套法制理论，已经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随心所欲地改铸了舜的事迹和形象。
《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其中提到舜的篇章相当多，所涉及到的舜的史迹绝大部分沿袭《尚书》等文献，个别事迹是该书第一次记载，如舜在音乐方面的贡献：“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瑟。帝舜乃命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仲夏纪第五·古乐》）又如《孝行览第二·慎人》将《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著作权给了舜。其他基本上是对舜的事功和品德的颂扬。
贾谊的《新书》是西汉初年儒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涉及舜的篇章不多。所涉及者都是颂扬之词。只有一处引舜的话不见以前的文献，这段话是“吾尽吾敬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人，而归乐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修正语上》）
《淮南子》一书是西汉初年新道家即黄老学派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的许多篇章涉及舜，基本上没有增添新的史迹。不过它依据此前的文献资料，将舜打扮成黄老学派最重要的理念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代表，请看下面几段话：
由此观之，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在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墝埆，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是以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淡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
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待敌之可夺也。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已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诠言训》）
舜弹五尺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诠言训》）
《列子》一书，一般认为晋人所著，但应该承认其中保存了先秦的一些资料，如《杨朱》篇就保存了道家杨朱的较多资料。杨朱是道家中最为珍视个体生命的一派人的代表，他保存在《孟子》中的名言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列子》中出现的杨朱形象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思想，因而对尧、舜等圣帝名王刻苦自励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持坚决的否定态度：
杨朱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 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行年三十，不告而娶。乃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
近些年发现的简牍，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也有一些舜的资料，主要内容是对舜的事功和品德的颂扬。《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最具代表性：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古者虞舜笃事瞽盲，乃戴其孝；忠事帝尧，乃戴其臣。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
夫古者舜处于草茅之中而不尤，登为天子而不骄。处于草茅之中而不尤，知命也；登为天子而不骄，不专也。······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如此也。
另外，纬书也有不少舜的资料，大都荒诞不经，除了作为纬书思想史的资料有些用处外，对舜本身的研究没有多少价值。
三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也有不少舜的资料。其中《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中的资料更为集中。这些资料，基本上是对先秦有关资料，特别是《尚书》、《左传》和诸子的有关资料进行梳理加工的成果。不过，关于舜的里籍和事迹也有不同于以前文献的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史记·五帝本纪》）有些事迹虽然沿袭《尚书》等先秦资料，但更加具体，增添了不少故事性很强的细节。如尧、舜禅让的经过，“父顽母嚚象傲”和舜被虐待的情节，“四凶”之恶及其被流放的情节，对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等任命和分职的情节等，内容较前丰富多了。可能是司马迁受秦汉大一统的影响，他对五帝作了世系同元的整理，将他们一律说成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其实是壶漏百出，经不起推敲。仅以舜和禹为例。据所有文献记载，舜禅让于禹是一个铁定的事实。然而，按照《史记·五帝本纪》排出的世系，禹是黄帝的五世孙（黄帝—昌意—颛顼—鲧—禹），舜是黄帝的九世孙（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第九代传给第五代，这是无法破解的一个矛盾。
检视记载舜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出那些结论呢？
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载舜的文献资料越积越厚，时间愈后资料愈多。
第二，如果确定最早出现的《尚书》中的《禹书》和《夏书》就是舜的历史的最早记载，那么，能否得出结论：后出文献资料对于舜的历史的增益的记载就是假的，不可靠的？恐怕不能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尚书》中的《禹书》和《夏书》是现存最早的记载舜的历史资料，但我们不知道与《尚书》中的《禹书》和《夏书》是否同时还存在其他记载舜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我们不知道与《尚书》中的《禹书》和《夏书》是否同时还存在其他有关舜的口碑传说，所以我们也就无法确定后来增益资料的来源：那些是有所本的，那些是作者的胡编乱造。一般来说，有所本者，可能接近史实；无所本者，就可能是作者的任意杜撰。
第三，因此，对于后来增益资料真伪和价值的判断就必须小心谨慎。可否这样说，凡是被后来考古发现证明的就是可信的；虽然未被考古发现证明，但根据已有资料推断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也应该认为是可信的。应该承认，有关舜的资料，最为丰富和系统的是《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尽管晚出，但其记载大部分有所本，即使无所本者，大部分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也应该作为信史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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