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
回顾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中，华夏大地曾经发生了最具民族性震撼意义的两次文化革命：一次是肇始于《新青年》的诞生、并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文化革命；一次是从一九六六年“破四旧”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前一次文化革命，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功绩在于唤醒了东方的睡狮，使中华民族从近百年屈辱挨打的窘况中警觉而自拔，拉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后一次文化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文化虚无、否定传统的“革”文化的“命”的十年浩劫，它让我们民族留下了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最深重的教训。百年变迁对于烟波浩森的历史长河，只不过是短暂的风云际会。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和中国都曾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今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延续，何以能在起落散合的历史跌宕中一次又一次地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确值得进行全面、科学的探讨。从历史文化的思维角度审视，这种顽强的再生能力，是华夏文明的本质表现。研究产生于上古时代的舜文化，对于华夏文明本质的揭示具有十分关键的重要意义。
舜名重华，亦称虞舜，是继唐尧之后的又一贤君，《史记》中赞述的“五帝”之一。根据国家“九五”期间组织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攻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那么，将帝位禅让给夏禹的虞舜所生活的年代，当在此之前并紧密相邻。距今日之时，也就是四千一百年前后的上古时代。舜的思想和政治作为，使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历史人物。以舜为主体形成的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源头，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舜文化的内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摩尔根等的人类社会历史研究成果，重点考察了属于史前期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及其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检视中华民族的上古史，这样的两种生产在三皇五帝时期，分别以两种文化形态凸现出来，因此而逐步进入文明时代。
从远古时代的燧人氏、伏羲氏到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开创时期，产生形成了农耕文化。这是人们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但是，人类自身的另一种生产则经历了更长的蒙味阶段，以致尽管有了农耕文化，却并不表明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对此，《吕氏春秋·恃君览》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种母系氏族的社会关系就是如此的简单而又紊乱，后来的正统史学家司马迁以至竟对此不屑提及。他的《史记》所载只是从五帝开始。因为，“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大致从黄帝开始，中华民族已进入了父系社会，“自黄帝至尧、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东方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的这种人类自身生产的进化，经历了一个更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直至舜时才得以完善。舜以崇尚孝悌而闻名于时，以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理念而恭行于世，以全新的道德文化开辟了东方人类社会的新纪元。
《尚书》记载，“德至舜明”。《史记》也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舜就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始祖。所谓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自身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标志。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世，是近年来我国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史书的有关记载。楚简里的《唐虞之道》篇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既爱亲又尊贤，就是虞舜所做的榜样。这对于我们了解舜文化是很有帮助的。
舜的道德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持家在德。舜尊重家庭，孝顺友悌，身体力行，德行于世。
根据《史记》的记载：舜的出身低微。舜父瞽叟是个心地狭窄的盲人，后母言不及义而嚣悍，生下的儿子名象，生性狂傲骄纵。瞽叟疼爱后妻的儿子象，几次要杀害舜，都被舜逃脱。平时找其它小过失来处罚，舜都以顺从的态度对待父亲、后母和弟弟。舜长年累月笃诚小心，从不懈怠。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亲善友爱，孝悌德行天下闻名。这时候，尧帝在位七十载，年事已高，需要寻找合适的接班人，便向诸侯、四岳征求意见。众人异口同声地推荐了舜。于是尧帝便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观察他怎样治家；又派九个儿子与之相处，观察他怎样处世。舜家居和行为认真不苛，在舜的熏陶下，尧的女儿不敢因为身份高贵而骄傲，侍奉舜的亲人谨守妇道；尧的九个儿子也都更加友爱。但是，瞽叟还是想杀害舜，要舜到仓廪上去涂合缝隙，却乘机从下面放火焚烧仓廪。舜利用两个斗笠护住身子，跳下来逃脱不死。后来瞽叟又要舜挖井。舜在挖井时特别开了隐蔽的小孔道，可以从旁边出来。当舜深入井中，瞽叟与象合力倾倒泥土把井填实，以为舜必死无疑。于是他们商量着分舜的财产。象打算将尧给舜的两女儿和一把琴留给自己，将牛羊和仓廪分给父母。没有想到，舜竟然从秘密孔道逃出来。舜恪守笃亲尽孝、宽容仁慈的行为准则，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和欺负过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不计嫌怨，宽容忍让，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尧化九个不成器的儿子。在人类文明史上，舜第一次把本能式的家族血缘亲情升华为理性的家庭人伦道德规范，使家庭组织得以稳定和延续。
舜笃诚孝悌，以德报怨，首倡了人伦道德之风。这也是后来唐尧将帝位禅让于他的重要原因。舜将家庭道德加以规范，从而使得家庭成为构筑文明社会的基本单元，这是人类社会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从家庭这个最基础的社会单元大而化之，整个社会生活、法律政治，同样要求有类似的规范和准则，这样才能达到“内平外成”的理想社会。舜以后的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国家社会，其实质都是一种“家天下”模式的拓展。“朕为天子”，家即是国，国就是家，“三纳五常”，等等。这些都可以从舜的家庭道德中溯本求源。
（二）为人在德。舜修身为本，待人诚实，乐于助人，踏实做人。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其意是说，舜从田野之中产生出来，这是上天要将重大任务落在他头上，有意先要困苦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空匮他的躯体，困扰他所做的事情，这样可以激励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出身卑微的舜，种过田，狩过猎，打过鱼，挖过井，制作过陶器，还会造墙，修粮仓。舜在历尽了各种劳作的艰辛之后，坚持用人格的完善来熏陶人，带动人。先秦至汉代的许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舜的为人方面的记载：
“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险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于若父母。”（《尸子辑本》卷上）
“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悦）之，秀士从之。”（《吕氏春秋·慎人》）
“舜耕于历山，人皆让畔。渔于雷泽，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史记·五帝本纪》）
以上记述，说的是舜帝耕于历山，与人谦让相处，宽厚仁慈，将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天旱了，为他人凿渠。他是制陶能手，而从不粗制滥造。弄虚作假。他从事商品生产而能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只要有利于他人、造福社会的，无不躬亲为之，处苦行之。在他的影响下，邻里和睦，村民友好，大家愿与他择邻而居。舜以其仁德感化人，以其行为引导人，以其才能信服人，邻里都敬佩他、服从他。在舜的影响下，生产有了大发展，社会有了大进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原始聚落建成了都邑，原始社会形态也朝着文明社会迈进。
舜代尧为帝以后，仍然坚持以德为人的标准。他敞开四面城门以畅通四方见闻言路，命令十二个州牧的首长“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史记·五帝本纪》），将德行作为评论帝王的标准，施厚德于民，不接近谗佞的人；交代臣子们“女无面谀，退而谤予”（《史记·夏本纪》），要求上下左右不要当面恭维说好话，私下里讲坏话，应当诚恳相待，不做两面人。舜一直坚持以德来完善自身的人格，树立为人行事的榜样。
（三）治政在德。舜实施善举，推行五教，擢贤任能，用人惟绩，心怀天下。
舜“摄行天子之政”时，开始设立十二州，以不变的刑法告示人民，用放逐来宽恕五刑的罪犯，“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纪》）。将这“四恶之害”放逐之后，既处置了他们的罪行，又改变了各地风俗，天下都心悦诚服。同时，舜进一步任用了高辛氏八个好儿子的后代，被称之为“八元”的担任伦理道德教化官，将“父交，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宣扬于四方，从而“内平外成”，家庭融洽，社会祥和。统一刑法，并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予以张扬推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性政举。为了教化人民，舜还采民风，制箫律，作韶乐，“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乐记》），“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淮南子·泰族训》）。
舜为天子后，举用贤达之人，赏罚分明。经过四岳的推荐，选拔任用禹为司空，主要负责治河道，“平水土”。禹“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夏本纪》）。通过治理山川，变水患为水利，社会终于获得了稳定的农耕生产条件。舜还对于尧时举用却未有分职的二十二名臣子，量才而用，分职善任，并且对他们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该降级的降级，该升迁的升迁，初步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吏制。舜用人唯德唯才，选定带领民众治水的禹为自己的继位人。舜心怀天下，勤政爱民。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他二月去东方巡视，五月去南方巡视，八月去西方巡视，十一月去北方巡视，真可谓走遍大江南北，风尘仆仆。最后，“舜勤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上》），他就连死都死在考察巡视工作的路途上，葬于“苍梧之野”的永州九嶷山。舜为政的仁爱之心和奉献精神，实乃中华民族的光辉楷模。
舜持家、为人、治政均以道德为大本，为东方人类社会走出童年时代提供了全新的社会规范，成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极为重要组成部分。
二、舜文化的寻根价值
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这是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中心环节。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就是要推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文明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水平。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它对中华民族的整合、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今天，我们高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深入了解和弘扬舜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将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国情，把握社会发展渐进的脉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兼容并蓄地吸纳各种文化信息，让东方文化有机地融入全球文明的交流。
丰厚的道德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要国情。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史，这是世界上其它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文化是文明的灵魂。厚重的文化积淀是整合华夏文明的主导，也是延续和拓展中华民族的功臣。考诸先秦以往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墨、道、法诸家，都效法尧舜之道，从舜文化中吸取营养，只不过各自“取舍不同”。孔孟“言必称尧舜”。孔子把舜帝其人其事上升到了理论，形成儒家文化。《孟子》一书提及舜的地方达五十多处，已将舜当作儒家推行“仁爱”、“仁政”的理想人物。墨家推举尧舜的“尚贤”、“节用”。庄子既赞扬舜能顺应天人的自然法则，所以“正众生”；也揶揄舜以仁乱性（自然的本性），“去性而从于心”。韩非子也是既称颂舜依法办事，又否定舜的仁义之举。然而，由于儒家文化理论最适合宗法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它必然会最终上升为宗法社会的正统文化。这一历史的选择完成于汉代。汉武帝除了矜持武功，还做了修整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基础工作。一个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专治《易》、《尚书》、《诗》、《礼》、《春秋》的“五经博士”，用圣贤言，治圣贤事，使儒家学说复兴为统治思想的文化正宗。一个是任用司马迁为太史令，让他编写《史记》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开阔了以正统思想文化来阐述历史的道路，对华夏民族的整合影响深远。从此，中国古代文化不仅以儒家为正宗传统，而且表现出道德、政治和法律的三位一体鲜明特征。又经过几百年发展，唐代以儒家为主体兼容并蓄域内外各种文化，物质生产也极大地丰富，创造了古代华夏文明的极盛时期。在前后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历史变迁有着怎样的风风雨雨，国土疆域如何扩大或缩小，汉族还是其它民族入主中原，甚至出现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上承尧舜的传统文化，始终以其强大的凝聚力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以文化的传承带动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在这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把握的重要国情。今天弘扬舜文化，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情感，有利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台湾地区现住舜裔310万人，世界至孝笃亲舜裔总会于1983年10月成立，此会是全球队最大华人社团之一，以阐扬舜帝孝道和敬亲精神为宗旨。近年来，海外华人侨胞回大陆寻根祭祖热潮高涨。湖南永州人民每年在农历八月十二的舜帝诞辰，与海内外来宾同聚九嶷山下，祭祝舜帝，充分表现了舜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
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 庞朴先生在对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作进一步评价时说：“这次郭店楚简的出土，在儒家伦理学方面，也给了世人一个惊喜，那就是，它向我们披露了儒家伦理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三重道德层次。”它们是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和宇宙道德（《三重道德》载于《寻根》1999年第6期）。自古以来，舜文化的广泛传播，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实践。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其“家天下”服务而披附于舜文化之身以各种外衣，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地君亲师”，或者将这些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是善；把人们的物质欲望说成是“人欲”，是恶，从而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还有专门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等等。对此，鲁迅用他那尖刻的笔，将封建礼教归结为“吃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了总的清算。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虞舜开创的道德文化的主导下，孕育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精神。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贞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等等。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历来都是陶冶人们情操的国粹，激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原动力，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号召，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勇往直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宣传和弘扬这“五种精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自觉追求。
道德文化的崛起是全球文明交流与发展的新趋势。最近五十年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同时，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到今天号称进入了信息时代，正在从各个方面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生存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等的一系列蜕变。特别是西方社会流传的所谓“物质丰富，精神空虚”，以及希望与幻灭并存，享乐与空虚同在的现代都市人的心态矛盾等，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危机的折射。为此，不少国家的哲学家、心理学家苦苦思索，社会学家大声疾呼，政治家积极探索，都在努力寻找一条文明发展的健康道路。然而，无论怎样的探求，都不可能脱离对以往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扬弃。自古以来，基督教文化的赎罪扬善、佛教文化的慈悲为怀、儒家文化的仁义为本等等，都曾经从不同的视野来审视人生社会的本质和意义。以致当代的一些伦理学家们在提出“全球伦理”问题的时候，就将儒家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列为首选的人类社会共同的伦理道德范畴之一，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实质上，这是在经济发展全球一体化的推动下，必然引出的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前奏。这一文化信息还表明，以儒家思想为传统的东方文化和以基督教思想为传统的西方文化，正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广阔的交流中碰撞和交融。这是客观世界发展趋势的昭示。因而可以进一步说，作为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的舜文化，也是世界道德文化的重要源头。
注：此文是蔡自新与翟满桂夫妇的共同署名文章。2001年10月向湖南永州“舜文化与以德治国方略”学术研讨会提交，《湖南社会科学》杂志2002年第1期刊发（首段曾被删节，具体详见《我看舜文化》一文，为保持文章阅读的完整性，这里予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文化研究》2002年第4期随即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双月刊）200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5期同时转发了文章摘要。这种现象在学术界是不多见的。
蔡 自 新
汉族，1952年出生，大学文化。曾下过放，当过工人。1981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一年。随后进入党政机关，曾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现为永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常务理事，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会长，永州舜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永州市作协常务理事。参与编辑《中国地理经济·永州》、《拓宽湘西南通道加快零陵经济发展》等书，主编《柳宗元与永州山水》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论文《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2002年在《湖南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后，即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化》等刊物摘录或全文转载产生过较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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