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但实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同时也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文明发源在时间上、高度上基本拉平。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最早发源地在黄河、长江这一亚洲东部的“两河流域”，它与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在形成的自然环境方面颇有相似之处——依托大河，繁衍种族，创造文明。   

良渚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远古文明，距今约5300—4300年，其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相比与之距离不远的余姚河姆渡文化，浪渚文化要晚一千多年。良渚遗址群落的分布之密，类型之多，规格之高又远超河姆渡遗址，这也说明了文明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从良渚遗址发掘出来的大量实物证明，当时的农业已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其中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在良渚墓葬中发现大型礼玉，证明中国的礼制社会已现雏形。在良渚古城遗址中，有长达数十公里的内外城墙，有不同规制的大小墓葬群，还在城中心筑有高大的台地，台地上再垒三个小高台，上面曾有过巨型建筑群，类似于后世的王宫。那些出土玉器、陶器上的纹饰，以及类似原始文字的符号，也标志着当时的社会关系已经有了明确的等级制度，社会形态已从荒蛮的史前文明踏入有序的古代文明。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余姚的河姆渡与余杭的良渚之间相隔不过百余里，它们先后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时间上是可以承接的，在地域上是东西相连的。上虞正好处在这两处文化遗址的中间，无论与河姆渡还是与良渚，都在同一个文化圈内。在上虞一带流传的许多关于虞舜的传说，就不可避免地刻录下远古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轨迹。虞舜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所以在虞舜故事的传播过程中，本身所蕴含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属性，也必然会有所体现。在良渚文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虞舜故事和传说的起源与传播，会令人产生一些新的思考与启迪。

1．关于人与洪水的斗争。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一带，其自然特点是多雨丰水。治水，始终是水乡泽国的一个难题。在良渚古城遗址的西北方，建有一处大型多功能水利设施，共由11条堤坝组成，堤坝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区，雨季时吸纳天目山上的洪水，减轻城区防洪压力；在旱季可解决城中居民的供水。据科学家们考证，良渚文化存在一千年后消失，其最大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为洪水所淹没，古良渚人被迫向北、向西迁徙。在发掘于山东的龙山文化、四川的金沙文化遗址中，证明确有大量的良渚文化元素西传和北上。据传说，鲧、禹父子两代受尧、舜的委派，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水患治理，为治水，鲧殒命羽山，禹“三顾家门而不入”。后来的史书上记载，禹所治理的是黄河流域的水患，但我们从5000年前的良渚水利工程中可以知晓，治水，并不一定始于黄河流域。在长江流域，特别是环太湖地区，水患更是人们所要面对的重大自然灾害，只有克服它，人类才有望得到安居。良渚古城的遗址是如此的完美，粮仓是如此的巨大，这与良渚人修筑了先进的水利工程密切相关。最后，良渚文化的湮灭，其原因也是因为遭遇了人类无法抗拒的水灾。神话或者传说，总是诞生于与故事相关的历史条件之下，所以在江南水乡，不太可能产生关于沙漠的传说。将尧、舜时代的治水故事设定于黄河流域，那是因为后代的史学家们，一直以为长江流域的文明要远远晚于黄河流域，这是古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不但使中华民族5000千年文明有了实证，更是将环太湖地区的文明形态往上推进了足足一千年。舜在世之时，治水一直是他保国安民的一项重大措施。那么，舜和禹的治水也可以在南方进行，至少，良渚的水利设施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2．关于农耕社会的形成。据传说，虞舜治国时出现了象耕鸟播的瑞象。大象前来帮助犁地，鸟儿衔来种子播种，这都是因为舜的德能感动了上苍。在上虞孝德园内，由韩美林大师创作的舜耕雕塑组像中，大舜手擎日月星辰，驾御着群像犁地。这当然属于神话故事，但其中透露出当时的社会生产信息。其一是舜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农耕社会，人们不再以采集和狩猎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是开始了有组织的农业生产。其二是社会的形态由母系社会转而向父系社会，因为耕作主要依赖强壮的男性劳动力，妇女只能做一些辅助的工作。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组。在河姆渡文化中，虽然发现有水稻种子，但却没有大规模的粮仓，而在良渚古城遗迹中，发现几百万斤的稻谷存储处。在河姆渡时代，还属于母系社会末期，未发现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的证据。但在良渚遗址中，男性的墓葬规制与陪葬品远远优于女性。例如在反山王陵发掘出的男性墓葬，有代表至高权力的玉钺、代表崇高地位的玉琮等作为陪葬品，而在女性的墓中，则只放置纺织机杼上的饰品，发簪等一些较小型的物件，在“档次”上女性明显不及男性。传说中的虞舜时代，已进入男权社会。因为虞舜有德有能，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还把帝位禅让于他。舜死在苍梧（南方），埋在九嶷山下，他的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抱竹痛哭。很显然，她们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后来的史书上说，舜是到南方巡视时死在了路上，然而，舜为什么不可以本来就在南方呢？在考古未发现新的证物时，史学家们一直认为南方乃蛮荒之地，文明的产生时间较晚。而良渚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长江流域的文明一点也不比黄河流域晚，在5000年前就已经有了良渚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以及井然有序的社会管理系统，在这样的土地上出一个舜、出一个禹，想来应该也是水到而渠成的吧。所以我们不妨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就如良渚文化后来慢慢向北向西渗透流布一样，关于舜的故事，先在南方形成，后来又慢慢地传到北方，然后又随着两次人口大规模南迁而再传回南方，最后形成了北中有南、南中有北、南北交融的虞舜故事系列。

3．关于礼法与孝德。众所周知，孝德产生于礼法，礼法产生于等级制度。周公制礼为孔子所念念不忘，他认为世人道德败坏是因为“礼崩乐坏”，所以孔子一生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礼所产生的土壤是等级制度的形成与确立。没有等级制度，礼也无从谈起。这在良渚文化遗址中表达得十分清晰。良渚时代的礼法，主要体现在各类玉器中。在良渚的反山王陵中发现了一个重达十多斤的大玉琮，这件陪葬品不但体型庞大为世所仅有，而且在内圆外方的上下凸面上还刻有极为精细的神人兽面纹图案。这应该是一种王者的图识。很多专业人士从这个图徽中推测出，古良渚城的社会政治形态应是王巫统一。即最高统治者既是巫师，可以直接与神明对话，同时也是世俗中最有权力和财富的人，他用巨大的玉琮和装饰性的玉钺，来表示自己享有至高的地位和权威。对王不敬就是对神不敬，并由此形成尊卑长幼等一整套的秩序。守秩序就是遵礼法，遵礼法就是要忠君孝亲悌幼。在大舜的故事中，最为人所广泛传颂的就是他的孝德。在“父顽、母嚣、弟傲”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舜从未怀恨于心，依然尊敬父母、爱护弟弟，博得了世人称赞，也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尧帝的赏识，成为尧的接班人。这种对于德行的高度重视，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一定的章法后，才有可能“以德治国，以德化人。”良渚遗址中所显示的严谨礼法，如墓葬与房屋的规制，贵贱迥异，在器具上刻画不同的图腾和符号，将内城的区域进行清晰划分，高台大殿在中心，工匠在外侧，仓贮在城墙边。城里面没有耕地却有大量的稻米储存，凡此种种，都是对“秩序”严格遵守的结果，而这种遵守必然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只有像舜这样有着高尚道德的人，才有资格治理国家，为普通人作出榜样，这正是虞舜故事在上虞等地广为流传的社会基础，也因此，这一带的人们坚定地认为舜是上虞人，上虞因舜而得名。

良渚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平息虞舜到底是何方人氏的无谓争论，无疑是一杆极佳的标尺。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整体。有怎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会有怎样的传说故事，几乎所有的传说必定会依托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而形成，而演绎，而传播。当人们惊喜于良渚遗址这样的远古文明终于得见天日之时，同时也一定会欣然于虞舜故事的流传轨迹中，更多、更鲜明地昭示了南方元素和水乡特征，这无疑是一件幸事。因此，放弃无稽的地域之争，共同发扬先贤美德，这是每一位华夏子孙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弘扬中华文明最实际、最有效的行动。

 (作者：马亚振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虞舜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联系电话：13004636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