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就是母亲。我母亲一字不识横划，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可谓没有文化；但母亲的裁剪、针线、编织手艺及通情达理、贤惠善良、勤劳俭朴、教化修养又是那么有“文化”。如果从人们议论的服饰文化、针织文化来看，那我母亲可称得上是一位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文化”人。
　　母亲1916年7月出生于萧山临浦安山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离开我们而去已有二十六年了。母亲的童年十分困苦，14岁丧父，15岁丧母， 姊弟3人相依为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姐弟离乡背井逃难失散，大弟隐姓埋名，投身地下革命，小弟求乞流浪街头，自己逃到杭州城隍山鼓楼脚下，经好心人介绍，与我父结为夫妇。1949年双双回章镇张村老家参加土地改革。
　　解放初的农村，农民生活十分贫苦，母亲共生了8个小孩，其中一个10岁时生伤寒、一个4岁患肺炎夭亡，上还有年迈的祖父母。父母亲都无劳力，土改分到的28亩田地，20亩送给强劳力的左邻右舍，所以生活更加拮据。母亲是位多子女的内当家，她深知怎样养家糊口，更深知怎样勤俭持家，怎样缝补浆洗。一年四季，母亲总是忙碌不停，她的右手无名指上的顶针总是一直戴着。母亲每年都要给全家老小做一双新布鞋，她用旧布条一块一块叠鞋底，用麻线一针一针纳鞋底，用纱卡布做鞋帮，用黑斜纹条沿鞋圈，奶奶姐妹的还要在鞋头上绣上花纹或老虎头，做一双新布鞋不知母亲要花多少心血，真不容易呀！尤其是逢年过节，母亲经常要帮这家裁剪、缝纫新衣裤，为那家做鞋绣花、织毛衣，以及为出嫁新娘梳妆打扮，包括新岳父的赴宴新衣等等，因此，母亲的土布围裙袖套也总是一天到晚穿戴在身上。
　　我的老家是个张、吴两村连在一起共有3000多户人家的大村。平日，左邻右舍及其它附近自然村的人都知道我母亲裁剪、针线、编织、绣花的手艺好，几乎天天有人上门求助，有的拿着一块布料要求帮助裁剪一条老年裤子，有的拿着不称心的新衣要求改为一件鸡心领时装，有的拿着一件织了一半的毛线衣请教母亲怎样开叉、怎样织翻领……母亲笑脸相迎、从不推辞、热心相帮、耐心指教。母亲的“服饰文化”确实不错，各式各样的衣裤都会裁剪，多种多样的花纹都会编织，什么样的布纽扣都会盘钉，这是母亲的一绝，让方圆十几里的老百姓赞叹不已，连专业的老裁缝银法师傅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常常竖起大拇指称赞母亲的手艺比他好。
　　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真不容易，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做饭、烧菜、缝制、洗衣、喂猪、养鸡……寒来暑往多少个春秋，母亲常常月挂柳梢头，还在煤油灯下缝补，雄鸡破晓时，她已起床开始一天的劳作，饱经风霜的额头，每年要多几条深深的皱纹，仿佛条条皱纹都埋着至高无上的母爱，有多少条皱纹就有多少“慈母手中线”的感人醉。母亲不管生活多困难，但6个儿女都是她的“心头肉”。
　　俗话说，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苦阿四。记得那年我小阿妹10岁，要过年了，村里的小伙伴们大都能穿上新衣服，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跟找到食儿的麻雀似的。因为小妹没有新衣服，就猫在家里，流着眼泪不愿出去。她从未穿过新衣服，平时都是几个姐姐穿过的旧衣裤，不合体不说，衣服裤子上是补丁摞补丁……她觉得没面子，也因此很自卑。正月初一早上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母亲瘦削额头上的皱纹成了结，满是厚茧的手轻轻摩挲小妹的头，长叹了一声。母亲沉默了许久，她才一字一顿地说，好，娘给妮儿缝条新裤。这时，小妹苦巴巴的脸上才绽出灿烂的笑容。母亲手脚快，手艺好，不到半天，一条用帆布做的新裤子帮着给小妹套上，两条裤脚管还绣上四朵向日葵的图案，图案的布料显然是从旧衣服上裁下来的褪了色的布做成的，但图案很好看，图案的边沿给剪得一缕一缕的，像向日葵的叶子，十分逼真。妹妹穿在身上，喜在脸上，她穿好后像出笼的小鸟似的飞了出去，她要出去向伙伴们炫耀一下，母亲巧手做的“时髦”裤子。
　　平时，母亲还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家吃口多，经济困难，家人很难穿上新衣服，但一定要整洁，这是对人的最起码的尊重和礼貌。“大年初一，她一定给我们有的是一件新衣，有的是一条新裤，每人一双布鞋都是新的，衣裤即使是旧的也洗得干干净净，甚至是袜子，并从箱子底下挖出父亲的旧长衫，遇到下雨下雪还要提醒一句：做客去把下摆提起点，她自己也会穿上一件洗得很干净的穿了好几年的蓝洋布大襟衣。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忘记，却永远不能忘记母亲给予我们的一切，母亲这个字眼，母亲的品德和手艺，永远蕴藏在我的心底，就像果核埋在土地的深处。明年是母亲100周岁的华诞，祝愿遥远的母亲，你操心操累了一辈子，现在该好好安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