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虞籍甬商商会成立大会上，我有幸作为虞籍乡贤受到邀请，在与同乡的交流中都传达了一个喜讯：上虞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历史文物的发掘、维修和保护，古村落朝西屋正在全面修复。
　　闻此喜讯，我既感动又有些担心。能把朝西屋修复，这是对上虞历史文化积淀的尊重和发扬，但偌大的朝西屋，“文革”时几乎损坏殆尽，好好的大厅关牛养猪，堆土放柴，要修复如新，这要多大的经费和精力啊！
　　我于1938年3月出生在朝西屋，解放军进虞时才离开，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三人搬到附近的花园畈我表姐夫家看管房屋。在朝西屋整整十二年，那里的一屋一廊至今深有印象。我爱朝西屋，不仅因为它是我的出生地，重要的因为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些人在上虞某个时期颇有影响，我最怀念的就是我的第四个叔父钱友兰先生了。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祖父钱谒卿是远近有名的中医郎中。父辈有六个兄弟，一个姑姑，这么大的朝西屋我们一家就占了前半进。父亲是上虞一所高等小学的校长，算术头牌老师，家中排行老大，二叔父从小痴呆，三叔是慈溪锦堂师范的总务主任，五叔是金华莫士大学的职员，六叔可是个大人物了，早年留学美国，从事电力机械方面研究，后在台湾成了蒋经国先生实业图强的帮手，他有事到香港，香港的报纸都要登《钱良抵港》这样的新闻了。上述人物就一笔带过，重点说说四叔父钱友兰。
　　四叔青年时期留学日本，结识了不少探求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学成回国，由浙江早期著名共产党人叶天底介绍加入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受派遣到家乡上虞任中国国民党第一任书记长，上任伊始宣传科学救国、教育兴国的愿景，破迷信，办学校。母亲曾告诉我说，你四叔与一批热血人士到了狱庙，用粗绳索套住菩萨头筋，一手拉着，一边跪着说：“菩萨如有灵验，即刻让我们难受，否则我们就将你拉倒。”一个时辰过去，“哗啦”一声，全部菩萨倒地，不久，一所崭新的学校——上虞通明小学诞生了，四方弟子纷纷慕名而来，不知培养出了多少国家有用人才。后来四叔到上海工作，还不时送来教学用品，军乐队的鼓、号上刻着“钱友兰赠”的字样，对桑梓的关怀，可见一斑。
　　由于四叔较激进的破迷信、兴学校的做派，不为上虞较守旧的乡绅所容，同时也由于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他被调往杭州，任省党部秘书长，后应台湾陈仪之邀去台湾也任过秘书长，为推动革命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他属国民党左派，对蒋氏搜取革命果实，逼害共产党人的作为深恶痛绝，慢慢淡出政界，到了上海任绍兴七县同乡会干事长，兼任上海绍兴中学校长，当时规定中学校长必须是有留洋学历，在同乡会里，他组织在沪绍兴籍工商界人士（包括上虞、新昌、嵊县、诸暨、萧山和绍兴），捐款捐物，济危扶困，善事多多，备受称赞。上海绍兴中学当时是一所进步青年向往的学校，郭沫若等进步人士常被邀请到校演讲，钱校长保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免受国民党迫害。
　　四叔一生追求光明。对社会无私奉献，自己却是两袖清风。我1963年暑期杭大毕业去上海探望他，他也称一位名人了，但住房却极为普通，没什么值钱的摆设，更没给我的堂兄、堂姊留下什么，全凭子女自己努力奋斗。但若亲友有难，他尽其所有，勇敢担当。我1938年3月出生，不到20天父亲不幸肝病恶变去世了，母亲一个旧式小脚妇人，怎能养活三个姊和我全家五口人，家里只一间楼屋，五亩薄田（合租）。四叔闻此噩耗，立即赶回朝西屋老家，跪在我父亲遗物前，哭读悼文：“大哥安心去吧，有我老四在，绝不让嫂嫂、侄女儿挨饿。”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经常接济我们，要没有四叔和其他亲戚照顾，我们是不大可能有今天的。我在春晖中学读高中时，四叔六十多岁的老人了，经常来信嘱我好好学习，报效国家，我给他的信有不当之处，出现了错别字他都用红笔勾出来寄还我，要我改正后再寄给他，拳拳之心，难以言表。
　　上海解放，四叔坦然留在上海，在上海印刷同业工会供职，但他性格直率，语言也有失当，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后胡愈之先生知悉后出面与上虞有关部门联系，摘去了右派帽子，1966年初在上海病逝。
　　钱友兰先生是上虞朝西屋走出来的一位民主进步人士，我们应该怀念他。■ 钱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