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大区全体教师集中在我校礼堂开会，坐着办公椅、穿着淡雅外套、梳着两条长辫子、略带美色、有点清高的我，被同是师范毕业的他发现了，他开始打听我这个人，我却浑然不知。
　　那一年，他因有美术特长，被我校领导看中，把他从乡下学校调入重点小学任班主任兼美术教师。他更加注意人群中的我。
　　那一年，我任三年级班主任兼教语数，正好与他一个办公室。他是校内最早起床的小伙子，我是校外最早到校的姑娘，偶尔相遇，一笑而过！
　　那一天，他突遭“丧母背债”，自己也生病住院，心地善良的我十分同情他的遭遇，热心前辈许老剖析到我的心理，有意做起了红娘。
　　那一年，学校规定每班出班刊，还得准备节目参加文艺演出，他发挥他的特长，帮我班画报头，我也发挥我的特长，帮他班排练节目。一帮二帮，日久生情，我们恋爱了！每逢星期六，我们相聚在娥江边的梁湖沙地，交谈一星期的工作情况和学生趣事。不久，恋爱之事被我父母知晓后，坚决反对。一是因为他出身是“农业户”，又是穷教师；二是当时亲戚朋友为我介绍许多对象，有当时“吃香”的部队军官，也有中学教师等；祖母也劝我，宁可嫁个老伯伯，不可嫁个小官人……有人笑我好傻，确实，我似《红楼梦》中一根筋到底的傻大姐。
　　那一年，一意孤行，“弃富爱贫”的我与他结婚了，没有婚宴，只分喜糖。新房设在他刚调入的另一个小学，该校有当时教育界独一无二的十多平方米的小洋房宿舍。我们的“安乐窝”中，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两只木箱子，两个木排凳，算是豪华型新房。有人开玩笑：“这么多东西，打起仗来怎么办？”
　　那一年，新婚燕尔，他接到调令，去一个“布满蜘蛛网，公立教师去一个逃一个”的庙堂小学任教，他从“小领导”一下子提升为全方位的“大领导”。一个星期的一次相聚，我与他难分难舍，犹如“十八里相送娥江边”。更苦恼的是“人一走，茶就凉”，“安乐窝”难以继续安身。逼得我俩厚着脸皮到处求情 ，却到处碰壁。
　　那一年，经过他一番努力，庙堂小学旧貌换新颜；出色的改变得到当地群众和大队支书的赞赏：“看不出，这城里来的小伙子还真有本事……”下乡调研的教育局长拍着他的肩膀：“小伙子，不错，好好干……”当时，他第一次邀我去他学校看看。
　　那一年，儿子出生，既像我，又像他，我祖母、外婆喜出望外，因为他们升级了，可享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老人家还为我儿缝衣做鞋。
　　那一年，他回队任教，既当老师，又做农民，虽然好心大伯让出我们已给他们居住的房子，但是家中一无所有，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况且，两家大人的“孝敬钱”一分也不能少，于是，我俩齐心协力，精打细算，勒紧裤腰带，欢度苦日子。
　　那一年，我校终于给我安排回队任教，一间约8平方米用纸板当隔墙的“小窝”成为我们的住处。虽然“小窝”冬冷夏闷，可比“寄人篱下”好多了！
　　那一年，三口之家的“小窝”实在太挤了，只得硬着头皮申请公房，几经周折，终于有了42平方米的旧房拆后重组建的“大公房”。虽然晚上点的煤油灯，雨天走的烂泥路，四季用的臭池水，可我们，满足了，“此生定格在此房”，我俩打算着。
　　那一年，他调入中学没多久，却遭“极左路线”迫害。一天下午，雷声隆隆，狂风骤雨，他骑上自行车本急去学校开会，路上遭遇车祸。我顶着巨大压力，请假陪他上医院，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一个星期后，他头部扎满白纱布，还得去学校接受审查……我忍无可忍，写上“万言书”，为他鸣冤叫屈，李姓领导秉公办事，实事求是，不久他复出，主管学校事务，狠抓教学质量，开创“集资建校”，学校被评为地区唯一示范初中。
　　那一年，经层层筛选，我被评上“全国优秀班主任”，还与另外两位教师代表赴京参加授奖大会，并在大会上发了言，更可喜的是还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领导合影留念。我的荣誉里有他的功劳。
　　那一年，为释放压抑心情，他放弃舒适而熟悉的工作，勇闯特区，施展乡土才华，中年夫妻，两地分居，牵肠挂肚；千里迢迢，“相见甚难别易难！”然而，合资办厂，却遭遇许多不测。于是我毅然放弃“享受型”工作，提前退休，奔赴特区，助他一臂之力，做好他的贤内助。几年拼搏，他办厂成功，还被视为特区某工业区最讲诚信的厂长！
　　那一年，他叶落归根，再创事业；却又遭车祸，亏他命大，逃过一劫！悉心照顾，煎药熬汤，倒尿倒屎当然少不了我这个“贴身保姆”！
　　那一年，他创办企业文化，为家乡旅游事业爬山头、下海边，深入群众，调查访问后，写上小书一本，颇受有识之士赏识！
　　那一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竟搬进上虞第一个别墅群，从“小窝到别墅”，千差万别。
　　光阴似箭，五十个“那一年，我与他”一晃而过，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风云变幻多残酷，抑或人生浪潮汹涌澎湃，我与他始终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因为我是他的妻子！如今，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又老又瘦的丑老太，犹如一只抛不掉的垃圾股，却成了他离不开的老伴！■ 刘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