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世界民主的祖师爷
钟振荣
虞舜为政系列之一
说起“民主”，好象是西洋来的新东西，其实是中国古老的产物。现代一般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最早（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其实，中国虞舜时代的民主更早，所以可以说——大舜是世界民主的祖师爷。
说到古希腊的民主，似乎属于大众民主，其实也不是，古希腊的民主其实是小众民主。古希腊实行的是抽签民主，所以算不上什么民主，只能算是撞运民主，或者说迷信民主，总而言之，是一种傻瓜民主，苏格拉底因为与傻瓜民主开玩笑，结果被民主判处了死刑。
为什么说古希腊的民主是小众民主呢？因为古希腊是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享受民主的权利，女人也没有，外来人口也没有，所以，层层取舍之后，享受民主的人口也就有限了。因此不能算是大众，仍然还是小众。
为什么说古希腊的民主是傻瓜民主呢？因为古希腊的民主是抽签中奖的形式，当选要看运气。所以苏格拉底笑话说，如果造房子，一定会请好的建筑师；如果去航海，一定会请好的舵手。连这种生活中的事情，也没有人会用抓豆子的办法来做决定，何况是国家大事，怎么能用抓豆子来做决定呢？！
古希腊的民主，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古希腊民主的失误在于，过于注重民主的形式，而忽略了民主的实质。民主的形式，是民意的体现；民意的实质，在于改善民生；所以，民生是民主之本。忽略了民生这一个根本，而奢谈民主，只能是傻傻的民主——形式主义。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接着又轮到英式民主闪亮登场，议会民主——一群资本家唱戏的舞台。本以为可以唱到日不落，但是，“天道无亲”，日不落也要落。接着又轮到美式民主——“两瓶可乐选一瓶”。两个明星登台亮相，幕后仍是一群资本家在唱戏。民主嘛，民众只有四年投一票的权利。投过票之后，民众就没有民主的权利了，中途这辆车朝东朝西，民主的人们就没有权利顾问了。
所以，不论是英式民主，还是美式民主，都是小众民主，而不是大众民主。民主的实质，也不能算是民主，只能算是钱主——金钱主宰的民主。
从社会发展的形式来看，有公天下、家天下、党天下、资天下，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是资天下，资天下与家天下差不了多少，家天下是一家一姓，资天下是几家几姓，都是私心自用的天下；党天下也一样，一群党人控制的天下。党外人休想染指，党内人共享天下。唯有公天下，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一切为大众服务。
那么，我们再来看“公天下”的大舜是怎样实行民主的？
真正的民主，首先是收集民意，好问而善于体察民情，让民众畅所欲言，充分发表各种民声。然后，根据民意，去掉不符合民情的恶法，制定符合人们善良愿望的政策。在“隐恶而扬善”的取舍之中，能够执行得恰到好处，不过分打击人之常情的私心，也不过分崇尚有违人之常情的清高，“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需要多么大的智慧啊！这才所以能够成为舜啊！
因此，所有民主的根本，就是以民为本，执政为民。
附，孔子在《中庸》中的原文：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治国，先从特殊家庭的训练开始
虞舜为政系列之二
孟子说，人才要从艰苦的境界中煅炼成长。这是大意，原文如下：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舜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父亲目盲，母亲早逝，继母暴虐，弟象傲慢，父亲顽劣，脾气暴燥。舜从小不但缺少母爱，而且缺少父爱。不但经常受到继母的辱骂，而且还要受弟弟的气。父亲眼瞎不明事理，经常受继母、弟象的挑唆，舜所受的打骂更是不在话下。
最奇怪的是这家子三个人，居然串通一气，经常想要置舜于死地，瞽叟叫舜去淘井，舜在下面淘井，瞽叟他们在上面填井，想把舜活埋。瞽叟又叫舜去盖茅屋，舜在屋顶，瞽叟他们在下面放火，想把舜烧死。俗话说：“虎毒不食子。”父亲居然设法要谋害儿子，真是顽愚不灵，顽固不化，所以史称“父顽”。悍母生不出贤子，皆因子不教，母之过，所以儿子象桀骜不驯，史称“母嚚（yín）象傲”。
更奇怪的是舜，始终对父母十分孝顺，对弟弟十分友善。如果换成一般的人，那里受得了这种种迫害，不是反目成仇，就是远走高飞，谁还留恋这样冷酷的家庭。而舜却在这种“魔鬼式训练”的家庭中自得其乐，游刃有余。在家人要加害他的时候，及时逃避。情况稍有好转，马上又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地给予帮助，所以史称是“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常）在侧”。
舜的身世是如此的不幸，舜的环境是如此的恶劣，舜的品德却是如此的非凡！
孔子在《论语》中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舜与瞽叟这父子俩，正应了孔子所说这一句话。舜的天性仁爱，属于上智之人，虽然不断遭遇挫折与迫害，仍然不移其天性仁爱。瞽叟顽愚不灵，几次要谋杀亲子，居然会几次忍心下手，真是下愚不移。
唐尧时代的中国是“公天下”，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天下时代的王位是“禅让”，也就是推位让贤，让贤德之人来治理天下，才能够使天下百姓享受仁爱如天的幸福。
所以当尧在天下到处寻找继承人的时候，特别家庭训练出来的舜，就因此受到了尧的关注。当然尧还要再进一步考察，强化训练已经到了火候，软化训练接着又开始了，尧把两个漂亮的女儿一起嫁给了舜，看舜能不能接受这种高强度的软化训练。结果，当然是合格了，舜把婚姻、家庭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得到了尧的认可。
在兄舜接受软化训练的时候，弟象在接受着火化训练，象看到这两位嫂子这般漂亮，心想着占为己有。要想占为己有，除非除掉舜，所以舜的几次生命悠关，都与美人有关。好在舜的两位美人不是祸水，而是福星，所以传说是美人帮助舜解脱了险境。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厚福。”所以舜在遭受几次来自家庭的大难时，都能够智慧解脱，安然无羔，后来得到了贵为天子的福报。
所以孔子赞叹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孝，民主楼阁的第一层
虞舜为政系列之三
孔子对舜充满了赞叹，孔子说：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
孝于家为小孝，孝于天下为大孝，所以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尧所以要把天下让给舜，就是因为舜的孝，孝于家，才能孝于天下。化小孝为大孝，化亲亲为仁民，化仁民为爱物，层层进化。犹如造三层的楼阁，必要从造第一层开始。
所以，为人民服务，必要从为家人服务开始；为家人服务，就从为父母服务开始；为父母服务，古代的名词称之为“孝”。“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家不孝，何以孝天下？“孝”便是“德”，所以称赞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圣人”指道德人格圆满的人。舜所以“德为圣人”，就是因为“舜其大孝也与”！
孝为什么这么重要？在《论语》的第一篇中，有子有一段话概括得很好！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做事都要从根本开始，就象造三楼，总要从第一层开始。又象是种树，总要有树根，树根成活，树才能生长。树无根则死，水无源则枯，所以万事万物都有其根本。只有先“务本”，“本立”才能够“道生”，生出各种枝叶，长出各种果子。“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只有先对父母孝顺，对兄长敬重，才能够把这一点孝心发挥开来，变成对百姓的爱护。对百姓的爱护就是“仁”，“孝”就是“仁”的根本。
再来看舜在特殊家庭中的强化训练，对治国到底有什么好处？
在分析这个话题之前，先引用老子的一段话，老子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为什么说到舜要提到孔子与老子？这又要说到中国文化的源头，老子言必称“先王”，先王是谁呢？先王就尧舜。而孔子推崇的也尧舜，“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儒道两家的文化，其源头是同一个——公天下。只不过因为后世的传人舍本逐末而分了家。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看舜在家中的所为，就好象水一样，十分柔弱，十分顺从，叫他淘井就淘井，叫他盖屋就盖屋，骂也受了，打了受了，甚至几次要杀他，他也受了，就好象“天下莫柔弱于水”一样。
但是水虽然柔弱，“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滴石穿，水冲城垮，那个作用力，任何坚强的东西都抵挡不住。
不过，舜在家中的作用力，并不是用水冲城垮的方式。这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作用，并不是老子真正的本意，只能说是水的另一种作用。舜用的是水滴石穿的感化作用，舜用孝来感化顽父、嚚（yín）母、傲弟。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春风化雨式的感化作用，比强扭的瓜要甜。柔和的作用，胜过刚强的粗暴，天下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谁也做不到。只有舜真正能够做到。
“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所以圣人说，能够象大海一样承受所有的污垢，才能够成为社稷之主；能够担负起百姓所有的苦难，才能成为天下王。只有舜真正能够做到！
舜在家中的逆来顺受，使他深深体察到了百姓的苦难，所以才有他后来治国中的“好问而好察迩言”，询问百姓苦难，体察民情疾苦。而且能够承受百姓的种种议论与辱骂，这就是“受国之垢”，这要有怎样的气度？这不是一般后世的帝王所能够承受的。后世的许多帝王好大喜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舜的气度则十分宽宏，能够“受国之垢”，能够“受国不祥”，这不但与他的天性仁厚有关，也与他在家中的强化训练有关系。
所以，治国真正能够达到民主境界的，放眼世界，古往今来，只有中国的三代——尧、舜、禹的时代。
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是民主国家？美国吗？也不是。美国的政治体现了民意了吗？没有。美国到处烧杀抢掠，是普世价值——世界民意的典范吗？根本不是。
所以，在未来的世界，只有公天下的中国文化，才能挽救人类的劫难。
顺民意，无为而治的舜
虞舜为政系列之四
无为而治，是中国文化政治的最高境界。孔子用比喻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种境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极星安居不动，众星围绕着北极星四季运转，丝毫不乱，这是一幅自然的天象图。有人若问：这一种天象是谁为之？答曰：无为也。天道本来如此，“无为而无不为”，非人力所能够为之。然而人道毕竟不同于天道，人类社会要达到象天道这种“无为而治”的境界，那是何等的难！当然，也并非不能够达到。如何能够达到？就是“为政以德”，社会就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太平景象。
在此，似乎又有一个疑问，“无为而治”是道家老子的概念，儒家的孔子推崇礼乐治天下，似乎与“无为”无关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翻开《论语》，可以看到孔子说：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祖述的是尧舜，与老子推崇的先王是同一个祖先，所以，由此可见儒道原来不是分家的。
那么，“为政以德”，又从何处体现？如何才能够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境界？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民主”，民主评议，天下百姓都可以参政议政，一律平等，畅所欲言，言者无罪。舜还恐怕百姓不敢言，主动下问民情，体贴之至。只不过中国古代不用“民主”一词而已。孔子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民主的意义尽在其中。
在虞舜之前的唐尧，就设置了“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设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唐尧在位，虚心纳谏，常恐怕政事会出现差错，而百姓因为怕见官，不敢当面直言，所以特地设一面鼓在门外，如果有直言敢谏的人，可以立即击鼓求见，这是“尧欲天下之人皆得以尽其言也”。这是多么的“民主”啊！
又恐怕自己有过失，百姓在背后讥议，而自己不能够听到，所以又在交通要道设立谤木，百姓可以随意书写发表意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墙。
舜不但继承了尧的这一民主传统，而且进一步扩大采集民意的范围，到了周朝，文王、武王仍然继承这一种优良传统，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民主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人都可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一律平等，都受到重视。
古代的天子听政，使上至公卿，下至列士，都来献诗，因为诗以言志，可以从诗中了解众臣的心意。而且让盲人献曲，因为在戏曲当中，包含着民情民意。让史官献书，以了解古今的历史，作为政治的借鉴。师长的箴言，老者的所赋，童蒙的所诵，包括各行各业百工的谏言，普通平民的传语，近臣的所有规劝，亲戚的补察意见，盲人、史官的教诲，年老长辈的修养，全部收集拢来，然后王加以斟酌处理。如果能做到这样，做事就会合乎情理，而不违背民心了。
顺民意，从民心，这是多么民主的时代啊！
附：
邵公谏厉王弭谤 《国语·周语上》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主真谛，以百姓之心为心
虞舜为政系列之五
《老子》，又名《道德经》，以道为本，以德为用，既讲天道，又讲人道，天人合一，可致天下太平。道家用以修道，法家用以立法，兵家变出兵法，谋略家生出谋略，老子五千字，因此生出种种法门。其要，仍如孔子一样——“祖述尧舜”。只不过因为老子用辞简练，韵文诗化，思惟跳跃，所以，有些地方让人不易理解。其实，老子与孔子的学问是相通的，只不过两者之间叙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虞舜的德治，达到了“无为而治”的境界，也可以说，虞舜的治国已经深得“中式民主”的真谛，“中式民主”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老子》的第四十九章，老子在这一章中，非常概括地描述了“中式民主”的要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指道德圆满的人，尧舜即是。“无常心”，不固执己见，虚怀若谷，宽容大度，犹如天地一样广阔。“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的心意为心，顺从百姓的意愿，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对于善良的人，我用善意对待；对于不善的人，我也用善意待之。善与不善，同样都用善意对待，是谓“德善”。看舜在家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到舜的“德善”。舜在家中碰到的都是“不善者”，舜却都能够“善之”。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对于守信的人，我以诚信对待；对于不守信的人，我也以诚信对待，是谓“德信”。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信”，孔子与老子一再强调要守信。现在却流行欺诈，以欺诈为荣，这在中国文化看来，实在是没文化。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尧舜治世的时候，天下歙歙和和，融融洽洽。“为天下浑其心”，为政不自作主张，而是浑合天下百姓的各种心愿。“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百姓都是尧舜的耳目， 百姓发现社会有什么问题，都及时向尧舜反映。尧舜有了天下百姓的耳目，眼不花，耳不聋，可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即使中间官吏想作弊，也无处可以遁形。百姓是尧舜的耳目，尧舜是百姓的心，尧舜与百姓心连心。“圣人皆孩之”，尧舜好象父母百姓的父母一样，对待百姓好象善待自己的孩子，满怀慈仁爱护之心，尽量满足百姓的各种愿望。所以才能够达到“天下歙歙”、“无为而治”的境界。
这是多么美好的中式民主时代啊！
《虞书》，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治书
虞舜为政系列之六
《尚书》，是中国古来第一部历史书，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治书。其中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在夏以前，则是唐尧、虞舜，接着才是夏禹。《尚书》是孔子所编，编法有些特别，孔子把夏、商、周各列一书，称之为《夏书》、《商书》、《周书》，而把唐尧与虞舜编在一起，不单独分开，而且还把夏禹应该属于《夏书》的《大禹谟》提出来，也与虞舜编在一起，统称为《虞书》，由此可见“虞”的重要性。《虞书》是本虞史所作，尧传位给舜，舜再传位给禹，其中都离不开舜，所以，舜在其中是承上启下的人物。而孔子特别佩服舜，认为舜的行为最难，难行能行，最为可贵！尧以德得天下，舜以孝得天下，禹以功得天下，三人得天下的结果一样，而所以得天下的方式则不一样。禹立治水大功之后，得了天下，可惜后来变成了“家天下”。
尧 尧是圣明天子，他的天下如何得来？据《史记》记载，唐尧名放勋，是帝喾（kù）的儿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帝喾死后，先由兄长挚代为掌领天下，挚在位多年，政治不见起色，于是让位给了弟——唐尧。
虽然中国上古还有许多圣人，如伏羲、炎帝、黄帝等等，但因为历史久远，资料稀少，加上遗失，有些只能成为了传说。《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记》，从黄帝开始。以前有关伏羲的圣明，在《易经》中有所记载。唐尧登天子之位的年份，则在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中有所记载。
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本，身是不是修好了？则在齐家中体现。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小的国家，家不齐不足以治国，“家齐而国治”。所以，尧在传舜王位之前，要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就是要看看舜的齐家功夫怎么样？
所谓“齐家”，对父母是孝，对兄弟是友，对夫妻是和，对长辈是敬等等。而舜的孝，正好是天下人的榜样，不但是天下百姓的榜样，而且也是古今中外领袖的榜样。
尧在传位之先，曾进行过民主评议，尧问：谁可以接替此位？大臣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就很好！他会是个开
君王要有度量，能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选君王又不是选辩论家，不是谁说得好听谁就高明。
中国式的民主，毕竟不同于美式。
如果当时尧主张投票选举，丹朱肯定得多数票，丹朱一定当选“总统”。
这样一样，可怜的舜，不但长年在家中受气，而且年纪都老大了，还没有给娶老婆，不知道光棍要打到什么时候？更不用说去登天子之位，去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平的时代了。
《尚书》，为什么从唐尧开始？
虞舜为政系列之七
《尚书》是五经之一，称之为“书经”。古代共有六经，都是孔子花毕生的心血整理而成的，六经是诗经、书经、乐经、易经、礼经、春秋（史经），集成了中国文化的精华。由此可见，孔子的学问是多么的渊博，诗、书、礼、乐、易、史样样精通，精通一门学问已经了不起了，更何况精通六门，古今中外，实在很难找得出有这样学问渊博的人了！
很可惜孔子整理的六经，到后来《乐经》失传，只剩下五经，与儒家的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并称为“四书五经”。
《尚书》之中，也是四书：《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尚书》记载了唐尧、虞舜、夏禹的为政事迹。
那么，为什么《尚书》要从唐尧开始记载呢？
一般的意见认为，中国的历史悠久，唐尧以前的历史文献年久缺失，孔子具有务实精神，所以从可以考证的资料着手，因此《尚书》从唐尧开始记录。
其实，孔子著《尚书》，所以从唐尧开始，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里边，似乎好象“微言大义”一般，让人难以理解。其实，孔子的这一层意义，从古到今，已经反复千万遍地在说了，只不过大家没有去注意而已。如果对照现代的美式民主，就可以发现，原来孔子一直在提倡中式民主。
此话怎讲？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著《尚书》，所以从唐尧开始，就是为了“祖述尧舜”。
为什么要“祖述尧舜”？如果读司马迁的《史记》，在第一篇《五帝本记》的最后，可以看到答案：“能让天下，贤哉二君！”尧的哥哥挚让位给尧，还是家 庭之中的让位，尧让位给舜，则是真正的“能让天下”，也就是“公天下”，舜也继承尧的传统，让位给禹。禹没有很好起继承传统，结果传位给了儿子，没有做到“公天下”，而是化公为私，化国为家，变成了“家天下”。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没有把禹列入“帝”位，大概因为禹有“家天下”的这个缺点，属于缺乏“帝德”的缘故吧！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直是孔子的理想，理想似乎接近于梦想，然而，孔子的理想，却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过，那就是尧舜的时代，所以孔子才要“祖述尧舜”，不忘“先王”的伟大人格与崇高的治国理念。
中国最早的民主，真是民主，民众随时可以发表民意（古有敢谏之鼓、诽谤之木），可以随时纠正政策。而不同于现在的美式民主，民众只能四年投一票，既不能随时发表民意，也不能随时纠正政策，这样的民主能主个什么东西呢？
舜娶帝女，治国的试验从齐家开始
虞舜为政系列之八
舜很不幸，也很大幸。不幸的是幼年丧母，缺少母爱；父亲目盲，脾气暴燥，缺少父爱；继母泼辣，常受责骂；弟象专横，常受欺凌；父亲偏爱，常受责罚。舜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舜自己也经常弄得忍气吞声，东躲西逃，在别人看来，这真是天大的大幸，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家庭？这不是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嘛！所以舜年纪都老大了，还是光棍一条，父母也不想为他操这份心，也没有人打算嫁给这种人家的这份心。
但是舜运气好，刚好碰到尧的时代，如果碰到孔子的时代，恐怕舜也只好叹“命也乎！命也乎”了。所以孔子特别称赞唐尧，碰到象唐尧这样的天子，才是天下百姓的福份。
虞舜碰到了唐尧，真是运气来了，不但娶到了老婆，而且还漂亮，而且不只一个，而是一对（娥皇、女英姐妹俩），而且还是帝王之家的女儿。这样的景情，都是后世落难公子做梦的好事，也是文人笔下的传奇故事，结果都让虞舜碰到了，这大概也是“命也乎！命也乎”！
为舜牵线的媒人叫四岳，四岳是唐尧身边的智囊，当然不但是有智，更关健是有德，是唐尧的股肱之臣。四岳有时候的民主建议也会出差错，还不如尧观察得透彻。比如在治水的问题上，四岳推荐大禹的父亲鲧（gǔn），觉得鲧是治水的一把好手。尧表示有疑问，觉得鲧言过其实，恐怕承担不了如此大任。四岳自信自己的观察能力，反驳唐尧说：你没有让鲧治过水，怎么知道鲧治水就不行呢？唐尧一想：也对。那就让鲧去治水吧！在此可以看出尧的民主态度。鲧治水九年，无功而返，洪水仍然到处泛滥。
四岳这次真的观察错了，为些付出的学费比较高昂。但是尧没有去怪四岳，因为这是民主决策，人人有权力发表意见，最后作主的仍然是尧，应该承担责任的是尧。尧如果把责任推到四岳头上，就会打击大家进谏的积极性，造成下级言不由衷、上级独断专行的风气，这是为政之大忌。
这不，在推荐虞舜的问题上，四岳的眼光就看对了，当然尧同时也看到了。但是，仍然是同样道理，听到的是名声，是否名符其实，还得实践。所以，四岳推荐鲧的时候说得不错，要试验过才知道，“试可乃已”。因此，帝尧把二女下嫁给虞舜，借以考察虞舜的齐家能力。一夫一妻还好办，一夫两妻就难办了，处在特殊的家庭中，就更加难办了。而尧就是要考察舜如何处理好婚姻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够达到和睦相处的境界？一家能齐，一国也能治；一家不能齐，一国如何治？
这件事看起来有些冒险，尧在拿两个女儿的终身幸福搞试验，开玩笑。其实，尧对于这件事，也已经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尧这时候已经在位七十载，看穿人情世故的目光，已经是相当的厉害了。
尧已经在位七十载，两个女儿还未出嫁，已经年经不算小了。正好碰到舜这个大龄青年，刚好投缘。史载舜属于“鳏”（guān），又写作“矜”。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说“鳏、寡、孤、独这四种人是很可怜的，是“天下之穷民”，孤伶伶一个人，独进独出，独来独往，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得不到父母、夫妻、子女的帮助，是无处告诉痛苦的人。舜差一点也要加入可怜人的行列中了。
据《尚书》记载，帝尧在说完“我其试哉”之后，“女于时”，选了一个时机，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观厥刑于二女”，观察他怎样调教两个女儿。“釐（lí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当时在山西永济的妫（guī）汭（ruì），他对娥皇、女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向养尊处优的两位帝女，被虞舜所感化，“嫔于虞”，与虞舜相敬如宾，和睦相处。唐尧看了很高兴！说：“钦哉！”好啊！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尚书》中的这几句话进行了语言加工，显得通俗化，意思是一样的。“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舜饬（ch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
《越绝书》：“舜有不孝之名”？
虞舜为政系列之九
大凡是古人，总免不了被后人用尺子丈量，因为每个人所用的尺子不一样，所以丈量的结果，也会出现惊人的差异，有的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果。
就象孔子著了一部《春秋》，用“微言大义”来衡量历史人物，因为孔子目光如炬，笔锋如剑，使乱臣贼子感到畏惧。所以史称：“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然后孔子感叹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后来有个成语叫做“知我罪我”，就是根据孔子的这两句话来的。
“知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意思是说，知道我良苦用心的，说我这部《春秋》写得真是好啊！使前世的乱臣贼子无处遁形，使后世的乱臣贼子都感到畏惧，恐怕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说，不知道我用心的，则认为我写了这部《春秋》有罪。孔子还真是圣人，他说的这两句话都应验了。
比孔子早一千多年的舜，以“孝”闻于天下，然后天下的意见也仍然不能统一，据《越绝书》记载，“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真是太大的反差！
《越绝书》是模仿《春秋》的含义，《春秋》为什么叫“春秋”，因为一年四季之中，冬冷夏热，冬日短，夏日长，冷热不调和，昼夜不平等。只有春秋两季，寒温适中，昼夜均衡，所以“春秋”代表了公平公正，中国著史的精神，就是要秉笔直书，体现公平公正的精神，为历史、为后人作一个公正的交代。所以《春秋》就是一把尺子，用《春秋》可以丈量古今的历史人物，可以使人判别正邪，使奸邪无处遁形。
然后又有人用另一把尺子量《春秋》，认为《春秋》这一把尺子有错误，所以孔子就有错有罪了。
《越绝书》以越王与吴争霸的为主线，所以名“越”。为什么称“绝”？据《越绝书》的《篇叙外传记》说：“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圣文”指孔子所著的《春秋》。《春秋》是史记中的一绝。“辩士”指子贡，当时齐国想攻打鲁国，齐强鲁弱，鲁国将不保，孔子发动学生说，现在国家到了危急的关头，你们平日的抱负，现在到了报效的时候。这时候子贡站了出来，他的一番游说，从此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鲁安，吴败，晋疆，越霸。”古今中外有哪个辩士比得过子贡？所以子贡是辩士中的一绝。
现在来看在《越绝书·吴内传》中有关尧与舜的原文：
“尧有不慈之名。尧太子丹朱倨骄，怀禽兽之心，尧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传舜。此之谓尧有不慈之名。”
“尧有不慈之名”，为什么呢？尧的儿子丹朱非常傲慢，喜欢与人争斗，尧知道儿子没有治国之德，不可以用，“退丹朱而以天下传舜”，这就是“尧有不慈之名”的来龙去脉。
这是尧化小慈为大慈，不把天下传给儿子丹朱，对儿子来说，父亲太不慈，不爱儿子。然而对天下百姓来说，尧心太慈仁，爱及天下百姓。如果尧把天下传丹朱，丹朱治国无道，不但害了天下百姓，也害了自己的儿子，这才真的不慈了。
再来看舜的记载：
“舜有不孝之行。舜亲父假母，母常杀舜。舜去，耕历山。三年大熟，身自外养，父母皆饥。舜父顽，母嚚，兄狂，弟敖。舜求为变心易志。舜为瞽瞍子也，瞽瞍欲杀舜，未尝可得。呼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此舜有不孝之行。”
“舜有不孝之行”，为什么呢？舜的父亲是亲的，母是后母，是假母，后母经常要杀舜。舜于是避难出走，在历山开荒种田。一年开荒，两年生田，三年成为熟田，粮食丰收，身在外足以自养。后母赶走了舜之后，家里缺少了劳动力，虽然生了个儿子，但是骄生惯养，不爱劳动，受不了苦，结果生活越来越困难，“父母皆饥”了。
舜的父亲顽劣，后母暴虐，“兄狂”（舜在这里又多出一位兄来），弟象傲慢，“舜求为变心易志”，舜寻求办法感化他们，改变他们的心志。舜是瞎子的儿子，瞎子想要杀舜，未尝可以得手。想使唤舜的时候，几声呼喊，舜马上就来了，“未尝不在侧”。这就是所谓“舜有不孝之行”。
其实，这一段故事摆事实，讲道理，明白说出了“舜无不孝之行”。第一句，“舜有不孝之行”，是先提出某种论点；接着摆事实，讲道理，就是论据。最后再点题，“此舜有不孝之行”，是结论，好象是重复了的论点，其实已经反驳了论点，通过中间的论据，论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在《越绝书·篇叙外传记》中，可以印证此说。有人说：伍子胥不是贤者。《越绝书》的作者反驳说：
“盲者不可示以文绣，聋者不可语以调声”，“时人谓舜不孝，尧不慈，圣人不悦下愚，而况乎子胥！”
有的人说“舜不孝，尧不慈”，尧舜是圣人，圣人还不为下愚的人所喜悦，更何况伍子胥呢！
所以，如何是孝？如何是慈？必定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否则，各执一词，则会成为千古难辩的纷争。
孝的中庸之道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
说到孝，如何才能达到孝的合适境界，这就又要说到“中庸”的问题。有关中庸，孔子的孙子子思写过一本书，就以《中庸》为名，而孔子就一直在提倡中庸，孔子在《论语》中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而民鲜久矣！”
意思是说，做事能达到恰到好处的中庸，那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不是太过，就是不及，过犹不及，都不能恰到好处。换成现代的话说，不是左倾，就是右倾，左倾右倾都不对，要中正才对。要把握好这个度，实在是难。
就以舜的孝而言，其实舜已经做到了孝，而且达到了孝的艺术境界。比如，“瞽瞍欲杀舜，未尝可得。呼而使之，未尝不在侧。”舜对孝的处理就很有智慧，很有艺术。父亲要杀他，“未尝可得”，不让父亲得手，不让父亲杀成功。父亲有事要让他去办，“未尝不在侧”，随时听从父亲的吩咐，随时为父亲效劳。在《越绝书》中，接下去的一句是，“此舜有不孝之行”，这是“舜有不孝之行”？这能说“舜有不孝之行”吗？其实这一句相当于双关语了，有反驳的含义在里面。
如果说，“瞽瞍欲杀舜，未尝可得”，是不孝。那么，莫非只有让舜被父亲杀死，才能算孝？这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吗？使父亲得到害死亲子的罪名，而自己又冤枉死掉，这是什么孝啊？
所以后来儒家提倡的孝道，就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父亲生气，用小杖打过来责罚，就忍受几下。如果大杖打过来，还是赶快逃，不要被打伤了。
这就是孝的中庸之道。
不告而娶，千年后的一场大辩论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一
有关<虞舜为政系列>，已经写了十篇，似乎都是在孝中做文章，并没有涉及到为政。就好象孔老夫子经常谈为政，自己并没有出去做官，这时候就有老兄发话了，那你为什么不去为政呢？
孔子回答说：“《尚书》上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也是为政，还有什么才算是为政呢？ ”
在家里，对父母很孝顺，对兄弟很友爱，这就是在为政，为政就是把一种心意普及到百姓中间去。所以孔子说：“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只不过孔子的政小一点，属于家政吧！但是齐家治国的原理是一样的。
对于舜的孝的质疑，有些爱钻牛角尖的人士，一直在寻找新的证据，一千多年以后的战国，到了孟子的时代，又迎来了一场大的辩论。
有人对孟子说：舜有不孝。
孟子问：为什么？
那人说：根据周礼，告而后娶，舜不告而娶，是为不孝。
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这一是场无厘头的辩论，一千年以后的人，在责疑一千年前的一场婚姻，而拿出的理由，竟然是一千年以后的礼法。用一千年以后的礼法，来测量一千年以前的婚礼，不说他是削足适履，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春秋的时候，孔子没碰到这样的辩论，如果让孔子碰到，或许会是另一种风格的答案。到了战国，却让孟子碰上了这种古怪的问题，也由此可见，战国时代辩士之风是多么的盛行。而孟子的回答，却从此引出了中国的另一种传统，自从孟子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后，中国人传种接代的风气，也由此更加深入人心了，也由此可见，孟子的影响力是多么之大。
所谓“不孝有三”，就是不孝的事情有三种：“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而在这三种不孝之中，无后的不孝为最大，所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子的意思是说，舜为什么不向父母报告，就娶了两位妻子，是因为恐怕自己如果不娶妻，就会没有后代，没有后代，就很大的不孝，所以为了避免无后的不孝，所以就不向父母报告就娶妻了，这就等于同告诉过一样了。
也不知道那人从哪里得来的资料？说舜是不告而娶。
其实，孟子也与那个人也一样，一直在周礼中的打圈。唐尧的时代，还没有周礼这一套的礼法出来呢。现在不知道舜是不是不告而娶，如果真的不告而娶，在唐尧的时候，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唐尧的时候，并没有规定不告而娶不合唐尧的礼法啊！如果认为不告而娶不合唐尧的礼法，那得找出唐尧时代的礼法出来才行，找得到嘛？唐尧虞舜时代的资料早已散失，孔子收集保存的一部分资料，就集成在《尚书》当中。所以战国时代的辩士辩论虞舜娶妻不合礼法，那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如果碰到我，我会问：你用的是什么礼？
那人答：周礼。
问：你说的是什么人？
答：虞舜。
问：虞舜是周朝人吗？
答：不是。
问：既不同时，怎能一概而论？怎么能用千年之后的周礼，去规范千年之前的唐虞之世呢？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二
礼乐，是文明的象征。礼乐的创造与形成，是中国文化慢慢积累的结果。未有礼乐之先，创造了礼乐的是野人；形成礼乐之后，遵守礼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虽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并不是墨守成规，他要向尧舜学习，成为开创礼乐文化的“先进”，所以他说：“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一句话还有另一种含义，意思是学习礼乐，要从创造礼乐的源头去探索，才能够了解礼乐文化的精神，而不仅仅是遵循古有的礼乐而已。孔子的通达与博学，在《论语》中随处可见。如对春秋时代的礼，有些合理的革新，孔子是认可的，“吾从众”。有些改得不合理，孔子仍然加以保留，“虽违众，吾从下。”
原文：“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中国在尧舜的时代，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在孔子整理的《尚书·尧典》中可以看到，中国在唐尧的时候，已经进入了高度和谐的社会，孔子记载唐尧时代的政治说：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克明俊德”，是唐尧的道德高尚，是修身。“以亲九族”，是齐家。“平章百姓”，是治国。“协和万邦”，是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唐尧都做到了，达到了孔子所期望的大同之世。
唐尧时代的天文历法，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境界，天文是农业的基础，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天文就遥遥领先于世界，为中国的以农立国打下了基础。据《尚书·尧典》记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详细记录了唐尧时代的天文测量工作，在全国各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分别设立四个天文台，记录春、夏、秋、冬的昼夜长短，以及天下二十八宿的对应情况。“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一年定为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定四时”，以此来指导各行各业（百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农业得到了丰收。
如果再向上推，伏羲时代的中国，天文、人文也已经十分发达了，在《周易》中，孔子记载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而虞舜，则不但继承了唐尧的传统，而且还进行了两次大的水利工程，第一次派禹的父亲鲧去治水，结果方法不当，失败了。第二次派禹去治水，方法得当，成功了。所以禹有大功，为中国以农立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舜因此让位于禹，是为禅让，也是继承唐尧公天下的优良传统。
虞舜时代的《韶》乐，经过两千多年的流传，到了春秋，孔子还有幸能够听到，那个音乐之美，令人陶醉，让人三个月不知肉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音乐对人的感染，力量竟有如此之大、之长久！由此可见虞舜时代的礼乐之美！
可惜后来《韶》乐失传了，连孔子整理的《乐经》也失传了，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隐恶扬善，举直错诸枉的政治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三
学问，是可以学以致用的智慧，而不是用来作“敲门砖”的理论，所以，古人读书提倡要“经史合参”。经，是原则，是理论；史，是经验，是实践。两者必定要互相配合，才能够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目的。
举个例子，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单从这段话的字面理解，实在看不出舜有什么大智，而孔子赞叹说：“舜其大知也与！”“知”通“智”。舜有什么大智呢？孔子接着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好问，又好观察浅近之言，这算什么大智啊？“隐恶而扬善”，不说别人的坏话，好说别人的好话，这有什么大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那两个端？如何用其中？实在也难以理解。“其斯以为舜乎！”这就是舜啊！这是舜有大智？大智在哪里呢？让人难以明白。
当然，孔子是明白的，这是孔子对舜的政治智慧的概括，是对舜的赞叹！所以，要理解舜的政治智慧，就要看孔子整理的《尚书》。在《尚书》中，舜经常召开民主会议，向大家提问，让大家提出民主建议，提拔好的人才，制定好的政策、法律、礼乐。这个过程，就是“舜好问而好察迩言”。而提拔人才，就是在“扬善”，把正直有才能的人提拔上来，让他们治理国家，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公正清明。反过来，如果任用恶人，恶人当道，国家就会被弄得昏乱无道。
所以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直错诸枉”，就是提拔任用正直的人，贬罚开除奸枉的人，政治才能清明公正，百姓才能够心悦而诚服。如果任用奸枉之人，而贬罚正直的人，政治就会昏乱，百姓就会不服从命令。
因此，“举直错诸枉”，其实就是“隐恶而扬善”，只不过用辞不同，道理是一样的。一般把“隐恶而扬善”，当成是个人的处世修养，其实扩大来讲，是一种为政之道。那么，舜是怎样“隐恶”的呢？在《尚书》中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流放到三危，进行劳动改造。而禹的父亲鲧，因为治水无功，也许还有其它罪， 也被流放到羽山，最终老死在羽山。四罪定而“天下咸服”，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本来做人有些不正的、枉的，也开始改过从善了，作恶要受处罚，没好结果，所以也害怕不敢作恶了，使枉者也得到了改变，变得正起来，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在《大学》中，曾子说：“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讲得就是舜的为政故事。舜是“仁人”，流放恶人，是“能恶人”，也是“爱人”，能使百姓不受恶人之害，就是爱人。对恶人的恶，就是对百姓的善。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四
治国，靠法治还是人治？现代流行的答案是：法治。然后，如果再提一个问题：法由谁作？法由谁行？结果答案是：人。法由人作，法由人行。所以，归根结蒂，法治仍然是人在治。所以，古人说：“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调节人情（人的感情、行为）的失误，所以，首先，法律是根据人情而制作的；其次，法律是根据人情（人的行为、情节）而判断的。
但是，法律毕竟是治患于已然的，莫若礼，可以防患于未然。因此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礼，所谓“礼仪之邦”，所谓“礼乐治天下”，都是这个意思。
如果从现代商业的成本来考核，礼治的成本是最节约的，法治的成本实在太大了，而且得不偿失。现在学校要保安，银行要保安，街上要警察，都是年富力强的一群人，就整天逛悠着治安。本来都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好手、精英，现在结果一无所长，带一顶大盖帽，穿一身制服，充当门岗，这是多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所以古人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天下太平的象征。
法治，就好比大禹的父亲治水，东面水来了东面堵，西面水来了西面堵，到处涨水到处堵，结果水涨堤高，堤高高不过水涨，最终还是冲垮。
礼治，就好象大禹的治水，疏通河道，洪水随流，百川归海，就没有什么水患了。
当然，注重礼治，并不是要废除法制，礼法是并存的，只不过是更注重于礼治的教化作用。
因此，要追究乱源，其实根子在上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再借用历史、借用含蓄一点的说法，就是曾子在《大学》中的两句话：“尧舜率民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民以暴，而民从之。”尧舜以身作则，“率民以仁”，上行下效，风气所致，百姓也就跟着学做仁民。桀纣以身作则，“率民以暴”，上行下效，风气所致，百姓也就跟着学做暴民。
因此，政治的根源在上头，所以孔子说：“政者，正也。”上面正了，下面自然跟着就正。孔子在《论语》中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领导的行为是风，老百姓象草一样，草是随风而动的。风向东吹，百姓就向东倒；风向西吹，百姓就向西倒，拜倒在西洋人的脚下。
孔子在《论语》中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查《尚书·虞书·舜典》，这五人是禹、稷、契、皋陶、夔（kuí）。当然，舜任用的的不止五人，据《尚书》记载，虞舜共任用了二十二人，虞舜说：“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但是，孔子认为关键是五人。
虞舜说：“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派去搞水利，去治平水土，使农业得到发展。
虞舜说：“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后稷主管农业，根据季节播种百谷。
虞舜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契作司徒，管理教育，百姓不相亲，家庭不和睦，是教育出了问题，所以让契去“敬敷五教”，教育的根本就是于“宽”，“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能够宽厚待人，大家就能和睦相处了。
虞舜说：“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guǐ）。汝作士……惟明克允！”皋陶管司法，对于横蛮、狡猾、寇贼、奸偷之人，能够明察惩治，“惟明克允”，不但能明察秋毫，还能够惩治得当。
虞舜说：“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是有名的音乐大师，他击石就能演奏优美动听的音乐，百兽会跟着起翩翩起舞，“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舜管水利，稷管农业，契管教育（礼），皋陶管司法，夔管音乐。以农立国，以礼治国，以法辅国，以乐兴国。舜做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话是管子所说，管子的治国理念也与尧舜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提拔人才是治国的关键！
象以典刑，惟刑之恤哉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三
古代治国，讲究恩威并用，其实是效法天地而来。天有四时，春生、夏长、秋杀、冬藏，所以，恩是效法春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春和是万物发生的季节，因此古代非常重视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春天斧斤不入山林，尽量不杀生，不破坏动植物的生机。威是效法秋天，秋霜是肃杀万物的季节，所以罪犯一般在秋后问斩。
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是效法大地的“厚德载物”，忍辱负重。人法天，是效法上天的“自强不息”，无不包容。因此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这个“王”，就是老子经常所称的“先王”，中国古代的先王，就是黄帝、唐尧、虞舜等等的先王，后人又敬称为“帝”，如黄帝、唐尧、虞舜都记在司马迁《史记》的《五帝本记》中。
老子所说的“王亦大”，有的书上把它改为“人亦大”，其实人有小人、大人之别，人只有到了法天法地的时候，胸怀宽广，才能与天地一样广大。真实讲来，应该是“王亦大”，并不是指后世帝王的位置大，而是指上古先王的道德大。
然后，道德的背后也有一把刀，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讲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用兵就是用刀，黄帝虽然崇尚“无为”，也要与蚩尤大战。这也属于“道法阴阳”，天地之间，有阴必有阳，有正必有邪，因此，用礼导之以正之外，必然要用刑制之以邪。
不过，在孔子看来，治乱的主导，关键在上面，上行而下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因此，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治的关键，首先在于执政者的端正。其次，才是刑罚的追究。
然后，刑罚也不是用来彰显为政的威严，而是为了引导百姓的向善，引导百姓，现在称之为“治理”，古代称之为“牧民”，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说到“牧民”，就要说到虞舜所制的“典刑”，确实有些象放牧牛羊。在《尚书·舜典》中，孔子记载舜所制的刑法十分简约，以至于引起了后人的各种猜测。其原文如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象以典刑”，后人简称为“象刑”，然后是什么“象”呢？有的说在衣服上画图象，以象征受某种刑罚；有的说在身上戴某种东西，以象征受某种刑罚。其实，“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是什么？下文就有提到，舜对皋陶说：“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意思是说：皋陶你去负责司法，有五种刑罚，穿五种衣服，一种衣服代表一种刑罚。五种衣服又分为三等，分别代表某种刑罚的重、中、轻。有五种流放，住五种住宅，一种住宅代表代表一种流放的罪业，五种住宅又分为三等，分别代表某种流放罪的重、中、轻。
最后舜劝告皋陶说：“惟明克允。”司法要光明正直，处罚要公正得当。
那么，由此可以理解，“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其实是指劳动改造，把犯各种罪的人，分别根据罪业的轻重，穿各种衣服，流放到各种地方，住各种等级的房子，让他们在那里劳动改造。穿每种衣服，象征受某种刑罚；住每种房子，象征受某种处罚，这就是“象以典刑”。“流”，是流放。“宥”，是住房子，也可以说坐牢房。流放、牢房有五种，所以叫“流宥五刑”。穿什么样的衣服，流放到什么地方，住什么样的牢房，大家一看就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受的是什么刑罚，形象就摆在那里，这就是“象刑”。这是非常现代化的监狱管理方式，现代监狱所穿的囚服，中国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实施了。
舜还发明了两种非常有趣的刑罚，大概是从放牧牛羊得来的经验，一种是“鞭作官刑”，一种是“扑作教刑”。如果有人欺侮人，恃强打人，还把人家打伤了，那么，就要“鞭作官刑”，用鞭子抽打，叫他尝尝打人的味道，打在自己身上痛不痛？给他留个教训。
“扑作教刑”，师傅教徒弟，徒弟不听话，扑打几下，叫他听话，也是应该的。你不打他，他不听，你有什么办法？老师教学生，学生不听话，就要打手心。如果不打手心，他就是不听，你说怎么办？教还是不教？教，不听；不教，更不听。爱的教育，只好把孩子给宠坏了。
还有个“金作赎刑”，到现在世界上还在用。
最后孔子赞叹说：“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好啊！好啊！这样的刑罚真是体恤人啊！
孔子在《周易》中说：“小惩而大诫之。”给他受点小惩罚，可以使他避免犯更大的罪，这是桩好事。
舜慈乎弟，知其能为民主也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六
从古代流传下来有关虞舜的资料非常多，《尚书》、《论语》、《中庸》、《孟子》、《史记》等都有记载，还有在一九九三年郭店出土的楚简，其中有一篇《唐虞之道》的论文，写得真的非常好！
道家与儒家的源头，都可以从这一篇论文中看到。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之道。”而真正做到“功成身退”的，就是唐尧虞舜。孔子则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既然“天下为公”，那就“功成身退”吧！孔子说的“大道”，与老子说的“天之道”，有什么不一样吗？应该是一样的吧！
所以，《唐虞之道》的开头就说：“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唐虞之道，禅让给贤人，而不传位于子孙。尧舜的王天下，是为了利益天下，而不自利也。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说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家也许会记得《东方红》那首歌，“东方红，太阳升。”然而有趣的是，在四千年以前，也有一首《东方红》，当然那时不叫《东方红》，而叫做《虞诗》，在《虞诗》中，老百姓也把虞舜比作红太阳，太阳不出来，天下一片黑暗，圣人不出来，天下一定败坏。原诗为：“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
《唐虞之道》的文章虽然不长，但是因为是古文，古文简约，所以所包含的内容就非常多。文章最后说：“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禅”，就是禅让，把天下视为公物，自己年纪大了，就退位让贤。而竞争，只会使社会越来越乱。竞选，则会引发冲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教民谦让仁爱，首先要领导谦让仁爱。自己不能做谦让仁爱，而教百姓去做到，那是“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这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治国，一定要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自己的财富、地位是不正当得来的，而叫老百姓要和谐、要忍让，那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政府与民争利，百姓就乱成一锅粥了。
所以，现在再来对照现实，还是我们自己的老祖宗有智慧，不要去搞什么竞选，那是动物世界的法则，弱肉强食，强者为王，谁有实力谁为王，谁有金钱谁为主。看看，世界到处都美式民主的炎症（双火炎，双方交火，火上加火）。
要求世界和平，首先只有从自己做起，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拿着刀枪去暴力干涉，引起的后果，也是暴力。以暴不能制暴，反而会引起更大的暴力。
所以，真正的民主，中国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实现，而且在古代的竹简上也明白写着，只有“爱天下之民”，才能成为民主。不能爱天下之民，那算不什么民主？民贼还差不多。看看美国的民主，到处侵略人家，把百姓送到战场去送死，这样的民主，不是民贼是什么？百姓希望得到这样的民主吗？
所以为民之主，要爱民如子，要以慈仁为本。而不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变着法子爬上那个高位，就算是民主了。这样的民主是靠不住的。
在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中，有关“民主”的那一支竹简有些残缺，我根据文意补了几个字，原文为：“闻舜慈乎弟，〔孝乎亲〕，知其能为民主也。”“民主”，就是民之主，做百姓的领导，做天下的领袖。尧听到舜对弟弟非常慈爱，“慈乎弟”，就知道舜能为百姓的领袖了，“知其能为民主也”。同父异母的弟象非常傲慢，经常欺侮哥哥虞舜，而虞舜仍然对弟弟非常慈爱。虞舜眼瞎的父亲脾气非常暴燥，动不动要打舜，而舜仍然很孝顺父亲。舜有这样慈仁的胸怀，去做天下百姓的领导，那就象太阳普照大地一样，百姓深受其沐浴了。
当仁不让，仁者为此进也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七
“当仁不让”，出自《论语》的《卫灵公》篇，《论语》共二十篇，以《学而》开始，以《尧曰》结束，编排得非常有意思！《尧曰》是讲唐尧让位于虞舜，在禅让仪式中，尧对舜讲了为政的理念，讲得非常好！尧说：舜啊！现在轮到你来领导天下了，“天之历数在尔躬”，你一定要做到公正公平，合情合理，“允执其中”。如果弄得“四海困穷”，你的位置也就保不住了，“天禄永终”。虞舜传位给夏禹的时候，也向禹传授了一套非常好的为政经验。这一些都记录在第二十篇的《尧曰》之中，《论语》为什么要这样编排？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念，从《学而》开始，到“公天下”的《尧曰》结束，意思是就是从“修身”开始，然后是“齐家，治国”，所以第二篇是《为政》，最后是治“平天下”，因此以《尧曰》作终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然后在天地之间，总是有“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治乱相因，强弱相争，天下经常不太平。世界为什么会这样？用中国文化的立场来说，这是因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生万物之后，因为万物都从两仪的阴阳相生，阴阳既相对，又相和，相和则安，相对则乱。所以相要保持天下太平，就要阴阳平和，也就是尧告诉舜的为政经验——“允执其中”。左倾不行，右倾也不行。极左不行，极右也不行。“四海困穷”，两极分化更不行，这会造成水能覆舟，“天禄永终”的局面。只有“允执其中”为最好——公平公正，才能和谐。
所以，在中国古代看来，阳是一个阶级，阴是一个阶级，两个阶级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男是一个阶级，女是一个阶级，男女两个阶级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是在调和的矛盾中生存，在矛盾的调和中生活，而且活得有滋有味，有情有趣。所以有人说，天地之间，只有男女有个人在唱戏。因此，仰观天地，天地似乎是一对矛盾，天是那样的高高在上，地是那样的低低在下，如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地应该把天打倒，因为天不公平。如果从人体来讲，手足也是一对矛盾，手是那样的高高在上，足足那样的低低在下，有好事都让手都做，苦差使都让足去跑，脚跑得又酸又痛，而手却洗得又嫩又白，居然还要在指甲上上油美化。脚应该把手打倒，以足来代替手，让手来学着走路，把一切都颠倒过来。
结果颠倒过来之后，仍然还是矛盾，足成了手，手成了足，又形成了新的阶级，形成了新的矛盾。结果又要打破这一对矛盾，循环往复，徒劳无功。就象一个贫下中农的儿子，翻身作了主人之后，上了官，结果又成了贪官。把从前三座大山推翻之后，又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把从前少数人富的社会推翻之后，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奇怪的循环圈。
那么，如何打破之难解的怪圈？其实也不难，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不是讲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讲相对的公平与公正。而要解决这个“公”的问题，不能够从人的贫富上去区分，而是要从人的修养上去体现。贫富只是外在的处境，贫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富人中有坏人，也有好人，不能以成份作为判断好坏的依据。因此，归根结底，要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又要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来，要从人的内心修养开始，也就是《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
现在再回到《论语》上来，《论语》编于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因此，一部《论语》仿佛是一部电影剧本，记录了当时动荡不安的历史陈迹，而为了救苦救难的孔子，周游于列国之间，到处跑来跑去，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其中曲折艰辛的故事，记录的非常丰富。“当仁不让”一语，便是孔子所说，记录在第十五篇的《卫灵公》中，卫灵公是卫国的诸侯，有名美貌的南子，就是他的妃子。卫灵公经常带南子游山玩水，坐在车上，在街上招摇而过。“子见南子”的故事，就发生在卫国，还弄得子路很生气，害得孔子还要对天发誓。真是一对有趣的师生！
卫灵公就这么一个好色的诸侯，居然把卫国治理得有生有色，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卫灵公善于用人才的缘故。领导好色不是大问题，就象公子小白对管仲说：“寡人好色。”管仲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色不是大问题，关键是能任用人才。就象唐太宗也好色，但因能够纳谏用人才，“贞观之治”便历史有名。
孔子为什么要说：“当仁不让于师”呢？因为孔子看的社会现象非常奇怪，孔子说：老百姓对于仁，为什么这样畏避呢？怕仁比怕水火而要厉害。对于水火，我还看到有人敢于赴汤蹈火而死的，但是对于仁，我还没有看到过蹈仁而死的，其实蹈仁也不一定会死啊！
孔子周游列国，许多学生
然后，世事总是这样奇怪，孔子的一番苦心，在后世有的人看来——是为了跑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这样。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在列国之间到处跑呢？在楚简《唐虞之道》中就有讲到：“《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治之至，养不〔果〕。乱之至，灭贤。仁者为此进也。”
“治之至”，天下达到大治的境界，那就是无为而治，万物都得以自然生长，不论是可以结果的树木，还是没有花果的杂草，都可以平等享受生存的权利。而“乱之至”，天下大乱，首先就是“灭贤”，把好人先杀掉，把人才先埋没，把道德统统摧毁，然后就象丛林里的野兽一样，打来打去，杀来杀去。
要怎样挽救这样的世界？“仁者为此进也”，仁人志士为此出来，奋力向前，以推动文化、社会风气的改变。
圣以遇命，圣人之大宝曰位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八
《唐虞之道》讲了很多东西，其中讲到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现实的问题——命运。有关命运的问题，直到现在还存在争议。
“命运”有没有？先来看尧舜的命与运，尧不但是因为道德好，而且还因为命生得好，尧生在了帝王之家，“古者尧生于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古代的尧生在了天子之家，从而得到了天下，德好又加上命好，“遇命”。而舜则是德好加上运好，“仁以逢时”，刚 好生在了尧的时代，遇上尧的圣德，传位给了仁舜。所以，尧与舜都是首先因为有德，舜是属于运气好，如果没有尧的传位给他，德再好也没有用。而尧则是因为命好，落地一声叫，生在了天子之家，有了做帝王的命。然而，虽然有命还不行，最重要的还是德。
为什么呢？尧从小虽然有德，但是，父亲的帝位并没有传到尧的手上，而是由尧的哥哥接位。所以，也可以说，尧的哥哥比尧的命还要好，不但生在了天子之家，而且比尧早出世，先出为大，帝位因此就顺利到手了。但是，尧的哥哥虽然命好，可惜德不够好，所以，当了几年天子之后，天下没有起色，百姓颇有怨言，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再做下去恐怕要坏了大事，所以就让位给了弟弟尧。因此，这样看起来，命与德相比较，就属于一德二命了，德在命之前，命在德之后。
而舜虽然有德，但是没有命，但是因为碰到有德有命的尧，结果因为运气好，也就有了天子的命。所以这三者排起位来，就是“一德二命三运气”，又叫“一德二命三风水”，因为古代讲风水可以调节人的运气。后面还有一句是：“四积阴功五读书”，积阴功是修德，读书也是为了提高修养，也是修德，用后天的用功也修补自己的品德。
因此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命，“然而未尝遇〔命〕”，虽然时代动乱，需要有道德的人出来挽救世道，但是很可惜，还是没有挽救的机会。“虽并于大时，神明均从，天地佑之，纵仁圣可与，时弗可秉矣。”虽然天地神明都保佑这个圣人，但是天地人三才之中，天地的力量虽然很大，但还是人为的作用大。如果人力阻碍了一件事情，连天地都没有办法。因此“参赞天地之化育”还是要靠人，人可以顺天地而行，人也可以逆天地而行。当然最终的结果，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逆天就乱，而乱因就是“灭贤”，不但不任用贤人，而且还要加以逼害，恶人当道，天下就大乱了。
所以孔子经常感叹：“命也乎！命也乎！”孔子虽然有这个德，但是没有这个命；虽然有这个时机，但是没有这种遇命。孔子虽然有短暂的执政机会，但是治平天下的心愿，都被乱世的奸臣阻碍了。所以孔子走遍天下，仍找不到一个可以救世的位置。
这个位真是太重要了，所以孔子用毕生的心血注《周易》，他在《易辞》中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
“天地之大德曰生”，关心百姓的生活，关注民生，才是象天地一样的大德啊！
“圣人之大宝曰位”，圣人治世，也要有地位、有权力才行，这个位是大宝啊！
“何以守位曰仁”，大德可以得到这个位，得到这个位就要施德，仁民爱物，才能守住这个位啊！
“何以聚人曰财”，“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散财给天下百姓，民心才能凝聚；向百姓聚敛钱财，民心就会涣散，政权就会不稳。
因此，维稳最好的办法，就是散财给天下百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天子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虞舜为政系列之十九
曾子在《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是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
曾子说，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所有人都以修身为本。身修不好，行为不端，事情就做不好。修身不好，而能够行为端正的，从来就不会有啊！
天子与庶人，好象是两种阶级的人，其实，庶人与天子，可以是同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舜。
舜为庶人的时候，“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舜为天子的时候，“身为天子而不骄”；贫而不忧，贵而不骄，真是“唯大英雄能本色”。舜在下位的时候，“方在下位，不以仄夫为轻。”舜在上位的时候，“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不以天下为重”，并不是不以天下百姓为重，而是不以天子的权位为重。得到天下，平淡视之，“有天下弗能益”；禅让天下，也平淡视之，“亡天下弗能损”，真是“仁之至”啊！利益天下百姓，而不利益自己，“利天下而弗利也”，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禅让，也就退位让贤，这是自愿的原则，这对于退位者来说，是一种修养的考验，只有正直有德的人，才能够做到没有私心，而为天下百姓选择贤人，然后通过考察实践，再传位给他。禅让是“公天下”，只有做到了“公天下”，天下才能够繁荣昌盛，百姓才能够和睦幸福，“上直则天下有君而世明，受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
“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可以说是“素贫贱，行乎贫贱”。舜“身为天子而不骄”，可以说是“素富贵，行乎富贵”。舜的父母要害他，可以说是“素患难，行乎患难”。所以孔子非常赞叹舜的修养与伟大！
因此，中国文化修养的境界是——乐天知命。《唐虞之道》说：“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身为天子而不骄。居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如此也。”既已知命，然后心安而自得其乐。所以孔子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一种修养，并不是空谈的理论，而是真实的修行，不但孔子有，大舜也有，中国古代的圣贤都有这一种修养。
可惜现代社会崇尚竞争，追逐外物，缺少了这一种“乐天知命”的安祥，心理变得烦燥而错乱，这是现代社会的病态。要纠正这种病态的社会，只有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中国文化宽厚、安定、乐天知命、天地合一的境界中，得到自在、安享天年的生活。
《唐虞之道》原文：
身为天子而不骄，不〔漫〕也。求乎大人之兴，美也。今之弋于德者，未年不弋，君民而不骄，卒王天下而不疑。方在下位，不以仄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天下弗能损，亟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
禅也者，上直受贤之谓也。上直则天下有君而世明，受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
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身为天子而不骄。居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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